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革命家庭都熟悉的叙事模式:“1966年,我父亲奉周恩来之命负责守护北京南大门,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可是因为得罪了江青,1967年他被罢免了一切职务,如果不是周总理保他,就没有我了。”
1969年,周恩来眼见北京的运动愈演愈烈,便将蔡家举家安排到四川绵阳红军院,希望通过远离“是非地”而进一步保住他们。因而,直到1976年蔡小心出生,蔡长元一家仍然承受着非正常的政治生活待遇。
不幸在蔡小心两岁半时发生。那时蔡长元还未平反,孩子高烧不退,母亲带着他去医院看病,医生一看这是出身成分有问题——不能给他开“好药”。本来两支青霉素就能治好的病,就是不开药,母亲只好抱着他到村里,打了链霉素(一种不适用于幼儿的抗生素),小命是保住了,可是耳朵和声带却受到了严重损坏。
自幼失聪,对孩子语言能力的打击是致命的,那时中国还没有助听器,听不到声音,意味着学不会说话,只能成为一名使用手语的聋哑人。
“幸好我有一个很开明又很爱我的妈妈,如果不是这样,我想我就喝了农药了。”蔡小心说,他说“妈妈”这个词的时候语调非常温柔,眼睛有点湿润。他记得,那时为了想办法教他学说话,“妈妈跑了很多地方”,最后她综合发明了一套“镜子法”——在自己旁边放一面镜子,很慢很慢地发音,蔡小心听不到,就看着妈妈的嘴形学,对面的镜子可以让他知道学得是否标准——就是用这种方法,学一句话需要重复无数遍。
即便如此,要发出去准确的语音对他来说仍然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后来戴上了助听器也纠正不过来。与记者交流时,他不时放慢语速,把关键词一再地重复,看到记者眼神依旧迷惑,他就拿起笔,在纸上写。
“我不会手语,”蔡小心说,“别人觉得我是残疾人,对我有同情,我不觉得。妈妈从没有把我当残疾人来养,我们的家教是不给别人添麻烦。”在外面,经常有人问他是不是东南亚人,为免啰嗦,他就说“是”:你是菲律宾人?是。你是印尼人?是。你是泰国人?是。
如果不是32岁那天姐姐带来那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蔡小心也许根本不像今天这么“愤怒”。以前的他不怎么关心政治,语言沟通的障碍造就了他的另一种表达天赋——绘画。因为画画得好,他16岁就被军艺学院特招进国画大专班,后升美术系本科,班主任是著名国画家刘大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