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台湾人眼中，大陆是“一党专政”，而蔡的任何措辞或转向，都可以轻易被“中国打压”这个公式合理化；却没有想过大陆体制本身就是回应民意的结果，也没有想到自己的民意被选举体制稀释或背离的情形。
蔡英文和李登辉
更重要的是，大陆对台湾的地缘引力，构成台北历任执政者的政治压力，无论台北执政者是经由什么体制产生。这说明两岸问题根本不受岛内选举的制约，于是惯以选举民主制思考问题的人，就很容易被对立和丑化大陆的宣传所影响。同时，岛内不同立场的人或政党，也轻易被这种片面的民主体制所制约，而成为异己者污名化的对象；于是后者自动限缩能量，而难以对社会产生较大影响，洪秀柱就是个例子。如此一来，台湾社会经过旨在“去蒋化”的民主转型后，形成执政者代表的民意日趋萎缩，而体现的民意日趋保守、甚至偏激的现象，这尤其表现在台北的两岸政策上。
在今天回顾两岸关系，发现一种对比情形：即表面上两岸由军事对抗走向和平交流，但同胞意识却由认同走向淡化或疏离。这种两岸民间“异族化”的意识主要发生在台湾单方面，比较二战后的两韩和两德，就显得很特别，因为不曾有过“去德国化”或“去韩国化”作为任何单方面的政治方法。
这或许能从地缘政治来找到解释。在欧洲方面，维持政治地盘割裂、中心弱小、周边大国相互制衡，是实践大西洋彼端——美国的最大利益。“马歇尔计划”是叫欧洲复兴以防止苏联势力蔓延，可没叫欧洲统一强大以至排挤美国在欧洲的利益。苏联既倒，英法德三强鼎立总比法国独霸欧陆、甚或欧陆统一的格局要好，华府自然不反对两德统一，遑论“去德国化”，好歹可以让德国“过剩”的国力消耗在内部差异的整合上。反之，分裂的德国将是东西两方不同宗教、种族、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地缘温床，一旦问题恶化，必然耗损甚或失去华府经营欧洲的战略利益。然而，美国霸权在欧洲还是遭到不一般的挑战。
随着苏联集团的瓦解，“北约东扩”的确伸张了美系地盘，但十年后的极端伊斯兰恐攻和接踵而至的难民问题，又深化欧洲各国的从属自觉与省悟。伦敦当前出现历史上首位穆斯林市长，其实是这种地缘意义的体现。从这个层面来看，近年来欧洲大国拉结中国以对冲“穆斯林化”的压力，除了眼前的经济需求，还有着文明因素上的需要。也就是说，欧洲正尝试中国作为调和“文明冲突”的可能，毕竟中华文明是当今人类三大文明体系中相对有包容性的。如此来看涵盖三大文明的欧亚大陆，说当代中国是“文明型大国的崛起”，就有着全球地缘经济、政治和文明的深刻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