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也每每都有打着“和”的名义而行卖国求荣勾当，并美其名曰“曲线救国”，宋代有著名张邦昌伪政权，民国抗战时期有著名的汪伪政权，这些伪政权也高举“反战”与“和平”的旗帜，并且把自己的所作所为说成是救国救民，这样的“和”又有什么意义呢?历史已经不是盖棺论定了吗?
笔者以为，“和”“战”各为战略上的两手，各自都是有条件的，不是什么条件下都可以去“和”。就以袁文所举之例而言，李自成给崇祯写信求和，笔者不知道这是否属实，即使历史上确有其事，难道崇祯就能够答应吗?如果李自成这等分裂江山社稷的要求可以答应，那么张献忠的要求也可以答应，罗汝才的要求也可能答应，这样一来，崇祯难道不是自亡其国吗?大臣死封疆，君王死社稷，崇祯之所以还有为后人所称道的地方，亮点就在于此。至于迁都一说，这完全是历史决策问题，利弊得失很难说，瓦剌事变，明朝不迁都就是正确的，这已为历史事实所证明。后来北京城被攻占，南明福王在南京即位，也据有东南半壁，结果又如何呢，哪里有袁文所谓的“东山再起、大明中兴”呢?这与“愤青”不“愤青”又有什么关系呢?明代朝廷从来并非对满清少数民族政权一味“主战”，“和”的手段也屡用不鲜，如著名的俺答封贡等，但对于勃兴的清廷，这种手法已经不灵了，所谓“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历史不能凭着自己的想当然。
宋代也是这样，中原陆沉、神州沦陷、民族危亡，对这种状况能够认可、认同吗?如果不认同，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或者大汉族主义吗?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和”只是手段与方法，而“战”才是最根本的和最正确的历史大方向。宋之所亡，恰恰在于不能战、不善战，而造成此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人打着“和”的旗号投降卖国，当朝廷上主战派失败的时候，大宋王朝的灭亡也就指日可待了。
民国抗战时期也是这样，反抗侵略与民族救亡，唯一正确的办法就是“战”，而不能与敌人媾和，正因为这样，所以何应钦与梅津美治郎所签署的《何梅协定》才骂声载道，秦德纯与土肥原贤二签署的《秦土协定》才遗臭万年;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才有“旗正飘飘，马正萧萧，枪在肩、刀在腰，热血热血似狂潮”的呐喊，这样的呐喊，听起来是不是更有点“愤青”的味道呢?
至于那种历史上屡屡再现的“曲线救国”，这种所谓的“和”，笔者只能说，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不得翻身。
所以，历史经验与教训证明，面对强敌，在侵略危机与民族危亡关头，“主战”的大方向与总原则是正确的，“主和”只是策略与手段的具体运用，二者并不排斥并非对立，更不能得出“主战”亡国“主和”救国的结论来。历史上有些个别“主战派”人士虑事不周，轻率盲动，这是值得警惕的危险;但是，历史上“主和”阵营里每每都有大量的卖国求荣汉奸之徒混迹其中，这是更应该警惕防范的事情，他们打着“合作共荣”的旗号害国害民，犯下无数不赦之罪，这更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对于“愤青”，当然应该批评批判，但批评与批判立足点是促使他们改正，同时对他们的情感、热情要予以足够的尊重，更不要因此否定“主战”而肯定“主和”，历史上的“主战”不容否定，现如今的“主战”也不容否定。更不能把“愤青”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捆绑起来，不分青红皂白一概予以的否定，好像只有汪精卫、张邦昌、秦桧一类人物才是识时务之俊杰一般。须知，在爱国主义的定义下，“和”“战”都是捍卫国家利益手段，只是两手有不同的运用，但如果连爱国主义的前提都不承认或者像茅于轼那样予以否定，那么所谓的“和”，其实就是投降卖国。
本文选自戴旭观点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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