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主战”正名：“主和”派历来多卖国求荣之贼

当然，“主战”派阵营中不乏轻率、孟浪之徒，这些人往往大言炎炎、空发议论，也不懂战略、不讲策略，对敌我双方实际力量的对比相当无知，只凭一腔热血和主观渴望，这样的人物历来都有，尤其以明末崇祯朝为甚。但是，这样的人充其量就是一帮顽固不化的书呆子而已，也就是那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学了几本经典名著，记住了几句圣贤之言，就不着边际的议论干预军国大计。对于这样的人，只能说是书生误国而已。以笔者所知，凡是这样的人，非但不年轻，相反，尤其以所谓宿儒饱学老朽居多，说他们是愤“老”还差不多。

吴建民

这些人是愚蠢的，有时确实误国无事，如辛弃疾所批评的那种“元嘉草草”之类，如果把他们也算作“主战”派，那这确实是“主战”派的瑕疵。

但是相比而言，“主和”派更加糟糕。历史上，“主和”派中历来甚多卖国求荣之贼，他们对国家对民族的坑害，比如秦桧，比如韩侂胄，他们之为害，不是远远大于那些“愤青”吗?不然，那个秦桧为什么直到今天还跪在西湖边站不起身子呢?

三、绥靖、偏安与曲线救国论

其实，袁文仅仅拿宋、明说事而不提其它朝代，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既然该文作者认定“愤青”现象古已有之，那么这个“古”就不应该起于宋代而止于明代，完整的历史链条应该从宋代往上追溯，从明代继续往下延伸。往上追溯，以笔者有限的历史知识，认为可以追溯到西汉，西汉就始终面临匈奴威胁，因而在朝廷上也始终有“主和”与“主战”两派，笔者日前写过一篇《由汉武帝时的一则故事所想到的》，这里不妨再把这个故事引用一下：

《史记·酷吏列传》载：匈奴来请和亲，群臣议上前。博士狄山曰：“和亲便”。上问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数动。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结和亲。孝惠、高后时，天下安乐。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边萧然苦兵矣。孝景时，吴楚七国反，景帝往来两宫间，寒心者数月。吴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实。今自陛下举兵击匈奴，中国以空虚，边民大困贫。由此观之，不如和亲”。上问汤，汤曰：“此愚儒，无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汤乃诈忠。若汤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诋诸侯，别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汤之为诈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无使虏入盗乎”?曰：“不能”。曰：“居一县”?对曰：“不能”。复曰：“居一障间”?山自度辩穷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馀，匈奴斩山头而去。自是以後，群臣震慴。

按照袁文的逻辑来诠释，是不是博士狄山就算“主和”派，而汉武帝等人就是当时的“愤青”了呢?汉武帝当时年龄大约34岁，可谓是既“愤”又“青”了。既然这样，汉武帝发起的反击匈奴的战争是不是也得予以否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