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主战”正名：“主和”派历来多卖国求荣之贼

明末的情况也是这样。当时，明王朝处于东西两线作战、内外夹击的极端不利状态下。这一点，崇祯皇帝以及他的大臣们如杨嗣昌等，都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朝廷对所谓的反贼与东掳，历来都是“剿”、“抚”两手并用，特别是对于起义军，在“剿”的同时更多地是在使用“招抚”这一手。遗憾的是，明王朝激烈的社会矛盾导致“抚”总是失败，农民起义总是一拨接一拨、一股接一股，按下葫芦浮起瓢。这根本就不是“主战”与“主和”的问题，也就是说，并不是明朝不要“和”，而是“和”不起来、“和”不下去的问题。至于后来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之际的迁都、议和之说，那只不过是应急之策，顶多不过苟延残喘，根本无法挽救王朝的灭亡，能因此把明朝灭亡的帽子扣到“主战”、“愤青”的头上吗?

本文作者戴旭

与关外清朝的关系也是这样，满清在关外崛起后，一步一步发展壮大，最终目标就是夺取明朝的天下。历史经验证明，中国历史上一切少数民族政权都觊觎中原江山，如果中原政权足够强大，那么他们只能皈服;如果不够强大，他们就要分庭抗礼;如果有机可乘、有利可图，他们就要大举入侵，须知，关外的满族政权固然给崇祯写信讲和，同时也给李自成写信，商量能否平分明朝江山，他们在玩弄阴险的两手，这其实就是一个阴谋与策略，难道袁文以为强大起来的清王朝可以满足于关外称王，因为与明廷议和就对中原大好河山、花花世界无动于衷吗?也就是说，只要不战议和，靠一纸和平协议就能保住大明江山吗?作者对历史这般想当然，未免太有失水准了吧。

二、不能把“主战”与“愤青”划等号

袁文中，作者把“愤青”与“主战”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似乎愤青就是主战派，主战派就是愤青，笔者以为，不管有意无意，这种捆绑都是很不恰当的。

袁文认定“愤青”现象却古已有之、不绝于史，并给中国历史上的“愤青”做了一个比较完成的画像，从心态问题、名实问题、和战关系、对外交往、人际关系、思想方法等几个方面做了勾画，并得出了“有浓厚的‘左’的色彩”的结论来。

笔者以为，暂且不去争论中国历史上到底有没有“有浓厚的‘左‘的色彩”这群“愤青”，我们不妨假设其有。但问题是，这些“愤青”到底算不算“主战派”的一部分，他们又在“主战派”中占有多大的比例，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的确，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面对辽、金、西夏以及后来蒙古，朝廷内外都有“主战”与“主和”两派，彼此之间有激烈的争斗，“主战”与“主和”两派及两种路线确实存在。在“主战”方面，岳飞、辛弃疾、陆游以及后来的文天祥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而在“主和”方面，秦桧、韩侂胄、贾似道为其中的代表人物。既然这样，我们不仅要问，岳飞、辛弃疾、陆游等，他们中哪一个是“愤青”呢?如果把岳飞说成是“愤青”，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得给秦桧平反，而宣布岳飞该死该杀呢?同样，辛弃疾说“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联营”，是不是鼓吹战争，是不是属于战争贩子呢?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是不是穷兵黩武、至死不悟呢?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不是玩冥不化、死不改悔呢?至于陆秀夫跳海，那就更是蠢不可及了吧。既然这样，不但秦桧要给予平反昭雪，就连韩侂胄、贾似道也得给恢复名义才行，而宋代老百姓做谣，“吕将军在守襄阳，十载襄阳铁脊梁;望断援兵无信息，声声骂杀贾平章”，是不是也得解释为刁民闹事呢?这样一来，中国历史是不是得重新改写才好呢?

明代也是这样。“主战”阵营中，熊廷弼、袁崇焕等人都是其中的著名人物，但他们哪一个是“愤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