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保护世界主要海上通道安全”列为核心利益，等于赋予中国海军与美国海军同样的任务，这大大超越了中国海军能力，并将之引向与美方直接对抗的境地，显然背离了和平崛起理念。
一些利益涉及到政治、安全、话语权等，在国家利益中的重要性如何判断需要仔细权衡。这里列出三类：争议岛礁，国际海洋机制，国际司法与仲裁。
国家领土按照所处的位置可以分为中心领土与边缘领土。在民族国家体系诞生之前，国家的边疆是动态的，经常随着实力的变化而调整，通常没有边界。民族国家则要求对国家边界进行确认。这是许多冲突与战争的主要根源，尤其是当某些边缘土地对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特别重要时。但有些边缘土地的所有权有争议。也就是说，其所有权（即主权）归属是不确定的，在领土归属谈判中属于可交易对象，不同于中心领土，即不属于通常意义上的领土。
解放军士兵守卫永暑礁
海洋岛礁也是如此。那些远离本土、无人居住的争议岛礁，邻近国家对其所有权并不重视（军事要塞除外），一般属于次要国家利益。可一旦被发现附近海域有重要经济资源（化石能源、矿产资源等），则有可能升级为一般利益乃至重要利益，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制度的建立加剧了这种升级，但一般很难达到核心国家利益的程度。
国际海洋机制的确定与维护，历史上多是大国起主要作用，如大陆架制度、海洋航行自由制度。国际海峡过境通行（transit passage）更是冷战时期美苏合作创造出来的一个概念。但在制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酝酿与制定的过程中，中小国家通过抱团用力的方式，在某些议题上也发挥了主要作用，如群岛制度、专属经济区制度、海底资源共享制度、领海从3海里扩大到12海里等。《公约》被称作海洋宪法，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依法获得了大量的海洋综合利益。
镇守南沙永暑礁的中国官兵
对大国来说，国际海洋机制可能是某些部门的核心利益或关键利益，如美国海军就把全球航行自由列为自己的核心利益或核心价值。不过，这在美国国家利益中则很难说达到了核心利益的程度，所以美国可以让自己长期处于“不批准《公约》但尊重其理念”的状态。对中国来说，海洋利益越来越多，用国际海洋机制来获取与保护自己的利益是必然途径，不同的海洋机制可能是次要利益、一般利益乃至重要利益，但不大可能达到核心利益的程度。
国际司法与仲裁是国际海洋机制的一部分，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大国的立场基本上是：低敏感度的功能领域（如捕鱼权争端）可以参与并接受国际司法与仲裁，但在高敏感度的领域（如岛礁归属、海洋划界、海洋刑事犯罪）则持慎重甚至不参与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