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从彼德伯格会议闭幕时起，所有那些在每年彼德伯格会议上讨论达成的各个领域里的共识，就被这些在政治和商业上强力的利益相关者通过主流媒体不遗余力地宣扬开来;与此同时，这些共识也成为驾驭那些显然是不同派别的国际力量的共同政策。一切似乎看来都“仿佛出于偶然”。
尽管有很多公司曾经尝试过，但没人能买到会议入场券。彼德伯格俱乐部指导委员会决定被邀请人——伦敦《卫报》的称唿很恰当：“彼德伯格人”。这些人的资格在秘密会议的50年时间里，一直都没有改变。从本质来说，他们在寻找热衷于统一世界秩序的人，一个费边式社会主义者——费边主义者坚信他们所说的“对社会一切活动的民主控制”。核心的字眼是控制。通过世界政府来实现最佳的、对个体的控制。
根据我在该指导委员会内部的消息人士称：“被邀请者必须独自前来;不能带妻子、女朋友、丈夫或是男朋友。个人助理【即全副武装的保镖，通常都是前中央情报局和军情六处(MI6)的人。——译者注】不能出席会议，吃饭也必须在不同的厅。即使是戴维·洛克菲勒的私人助理都不能和他一起吃午饭。与会者绝对禁止接受记者采访。”
为了保证会议的隐秘氛围，彼德伯格人在会议期间(通常3到4天)租用一家酒店，整座建筑里的所有其他客人都会被中央情报局和当地的秘密机构清走，以确保会议代表完完全全的隐秘和安全。会议酒店的所有图纸都被列为机密，工作人员也将被彻底甄别——质询他们的忠诚度、核实他们的背景、调查他们的政治倾向。所有可疑人员在会议期间都被排除调开。
东道主国家的政府负责所有与会者及其随从的安全。为了保护这些权势精英的融洽和秘密，他们不惜动用军队、情报机构、国家及地方警力以及所有其他的私人警卫。与会者不用遵从东道国的现有法律法规，比如必须通关检验、携带适当的身份证明(比如护照)。这些对彼德伯格人都不作要求。他们举行会议的时候，任何不在“准予进入人员名单”上的人都禁止接近酒店。这些精英们通常带着自己的厨师、侍应、秘书、接线员、勤杂工、保洁人员以及安全人员。
约翰·威廉姆斯在他的着作《大西洋主义：欧洲安全的阿基里斯之踵——自我认同与群体意志》中写道，一些西方精英出席彼德伯格会议“以完善并强化他们的虚拟共识。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对银行家和商业大亨好的，对所有其他人都好。所以，为了让人类过得更好，全球化(这种幻象)不可避免”。
成员
将每年都参与会议的活跃会员和其他偶尔被邀请的成员区别开来是非常重要的。大约有80名成员多年来经常参加会议。被邀请来就其影响领域或专业学术知识做报告的边缘人士，对彼德伯格俱乐部背后的正式构架完全一无所知，而且也完全忽略集团更大的、全球性的目标。有些人被邀请来是因为彼德伯格人认为，那些人也许在他们的全球主义计划里可能成为有用的工具，并在随后帮助其被选举到非常有权势的位置。没有留下任何印象的一次性被邀请者，自然被扔到一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