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三峡工程进行论证,黄万里教授没有被邀请参加工程论证。黄万里数次给中央领导人和政治局,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家监察部写信,痛述三峡工程的危害。要求中央决策层给他半个小时的时间,陈述为什么三峡工程永不可建的原因。但没有答复。
黄万里晚年病重昏迷中仍喃喃呼出:“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2001年8月27日,他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圣人出,黄河清”是封建时代的人文思维,带有谶纬迷信色彩,在严肃的科学论证面前,本来上不得台面。但当时的某些参与决策者,竟然将这种腐朽观念奉若神明。
苏联专家不会懂得这个掌故,肯定是中国人才会搬出这种错误的人文思维作为武器,为错误的技术思维开路。该工程当时没有问责制,如今要想问责,主要决策者已经不在了,剩下几个技术官僚和科学“泰斗”,在责任上“顾左右而言他”,肉烂嘴不烂。
在既有三门峡和阿斯旺的前车之鉴、国内也存在众多反对意见的背景下,三峡工程议案于1992年被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以1767票通过,反对177票,弃权664票,赞成票数之少,在人大历史上是空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