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喜欢游戏，小张很好学。总是熬夜学习，有时白天会睡过头，“地下室里没有阳光，让人感觉不到时间”。
像所有励志故事的走向一样，一年后，小张的月薪涨到了8000元，并且有其他公司来挖他了。他终于搬出了地下室，也终于有勇气，跑到大连去向自己喜欢的大学同班女孩表白。
对于小张这样走出地下室的人来说，那段经历可能象征着年轻时的奋斗、无悔的青春。但对更多仍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人来说，地下室，就只是生活本身。
那天，记者和阿飞站在楼道口聊天，小杨抱着晒好的被子下楼，没走几步滑了一跤，直直地坐在台阶上。“这谁啊！怎么那么多水啊！谁啊倒的水！气死我了！”她边骂边爬起来下楼了。再次上来的时候，对记者的关心，她回应说，没事没事，我结实，耐摔。
回不回家乡？
虽然厨师工作收入不错，每月能赚5000元左右，但夫妻俩的生活仍不宽裕。
“我公公得了脑梗，婆婆身体也不好，俩人顶不了一个好人，每月得给他们2000块钱。我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在县城上一年级，我哥哥一家帮忙照看，一个月给他不到1000块钱。小女儿刚两岁，公公婆婆给看着，一个月光奶粉就要2000多。差不多他的工资就没啦。”
有时候小杨也会想，要是嫁到一个公公婆婆都健康的家庭，日子会好过很多。但这些话，“自己想想就可以了”。
好在小孙对小杨很好，“他知道我不喜欢花钱，自己舍不得吃，买衣服时也是想给小孩买。”小杨穿着四五年前家里带来的浅蓝色布裙子，和在动物园批发市场买的白色T恤。“他老劝我自己吃点好的，别光吃馒头什么的。他对我真挺好的。”
几天前，小杨刚离开山西老家，坐上回北京的火车，就接到了母亲的电话。村子里出了大事，三个小孩被邻居杀害了，其中一个是她家两岁半的小侄子。村里有小孩的家庭人人自危，小杨也不例外，“我不放心，他们要万一出了什么事，后悔都来不及了。我都想把小孩儿接过来。”
作为这个家庭主要的经济支柱，小孙不得不一直留在北京。“他很少回家，我们经常在这边过年—过年的时候工资高嘛。”小杨停顿了一下，“唉，也想小孩儿，没办法。”
真回到家，看到俩老人往那一坐，俩小孩往那一站，夫妻俩又“压力山大”—“哎哟，算啦算啦，咱俩还是出来吧。这老的小的都是自己养，看不到他们心里还没那么多压力，看到也心烦。”
正聊着，小杨的电话响了，铃声是梁静茹的《勇气》，来电显示“老公”。
“天天打，一天给我打两个电话，有时候吧还挺烦的。”撂下电话，嘴上说烦，小杨却是一脸羞涩的幸福。手机壁纸是夫妻俩结婚时拍的婚纱照，那时她还白白胖胖的。“以前好看，现在瘦了，压力重。我家小孩说这是阿姨，爸爸跟‘阿姨’照的相”。
小杨回想，刚结婚的时候两人不懂事，总是吵架，后来一起在北京打拼，反倒生出一种相濡以沫的夫妻情深来。
逃离北京吗？
“走一步看一步吧。”小杨叹了口气。在她的梦想中，将来最好是能自己开一个小饭馆，老公当厨师，自己忙前忙后，把老人和孩子都接过来一起住，“这样我能放心点，而且自己开饭馆也不用花饭钱了”。
另一边，阿飞也倒数着离开北京的日子。“不想回家，想去别的城市看看，有什么发展的门路。”不过这一次，“一、二、三线城市是不想去了。”
2013年，因为讨厌北京的空气，小张也离开了北京，南下去了深圳的腾讯。走出地下室的他，没再被经济问题困扰过。
“我们正面临这一个历史性的城镇化过程，尤其是在亚洲。试图住在城市里的人口空前的多，人口密度太大，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怎样管理城市空间。”Kim教授在她的讲座上说。
“北京市清退地下出租屋居民的方针没有动摇，然而在没有支援政策及搬出后的安置措施的背景下，若要强行清退，可能会引起社会的不安因素。北京市当局正在慎重推进该计划。”NHK纪录片《北京鼠族》以这段话作为结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