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猎狐行动”在国际上处处碰钉子，最主要是因为中国与美国、加拿大、澳洲与荷兰没有签订引渡条约，偏偏这三国又是经济犯逃亡藏匿的首选。此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严刑峻罚存有疑虑，更不轻易交出嫌犯。根据当年五月份报道，美国有媒体称，中国向美方开出“贪官外逃名单”已超千人。但因缺乏引渡条约及复杂漫长的司法程序，缉拿贪官面临重重困难，过去10年仅2人被遣返，而近来贪官赴美外逃有加快趋势。专家透露过去5年中国外流非法资金保守估计达5000亿元。
这些年，同杨秀珠一样，捞了就跑的贪官简直可以开出一长串，国家电力公司原总经理、正部级官员高严，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原局长蒋基芳，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许超凡，河南省服装进出口公司原总经理董明玉等高官显要大肆敛财之后，纷纷逃往国外，涉案金额逾亿之巨。而在国外，他们拿着人民的血汗钱一掷千金，堂而皇之地过起世外桃源般的富庶生活。
中国为何要对外逃贪官不遗余力，从清查祼官到高最检重点打击外逃贪官。这是因为贪官外逃造成的最大影响，不在经济方面，而在于它对老百姓信心的打击。与其他形式的腐败一样，贪官外逃消减了人们对社会公平的期待，损害了人们对官员操行的信任。更何况如果贪官出逃，只有极少数受到法律制裁，大多数在国外逍遥，这将对“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法治理念构成巨大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