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秘书赵炜介绍说：“总理那时候东征没在广东，她讲我给何香凝当秘书，我刚到广东还得搞妇女工作，我哪有时间生孩子管这个，她那时候我年轻啊，傻呀，说不好听就是蛮干，跑到地摊买打胎药，这时候她妈妈也在梅县，她妈妈懂中医，结果吃了那个药把人折腾死去活来的。”
少年时期的周恩来
从公开履历可以看出，邓颖超当时的顾虑不无道理，这段时间的周恩来异常忙碌：1924年8月，周恩来从巴黎回国，历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主持建立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1925年2月、10月，领导进行了第一、二次东征。
东征回来后，周恩来大发脾气。周秉德透露，“七妈真没见过伯伯发这么大脾气，他说你怎么可以自己作主把孩子打掉，你没有这个权利，这是我们两个的孩子，再说你也不能把生孩子跟革命工作相对立，我们生孩子就是为了接革命的班，你为什么私自打掉呢？”
事已至此，周恩来夫妇只好寄希望于第二个孩子的诞生。当时只有21岁的邓颖超本以为以后还有很多生育的机会，没想到第二次怀孕她几乎是死里逃生。
邓颖超说，“我也曾是两个儿子的母亲，但是没这福气。”
1926年下半年，邓颖超发现自己又怀孕了，这次她选择了让母亲留在身边照顾，满足周恩来当父亲的愿望。“七妈觉得一定要保护好这个孩子，所以吃得特别注意，吃得特别好。”
这年冬天，周恩来前往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1927年3月在上海领导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第二次怀孕的预产期是恰恰是1927年3月。两人却分居两地。周恩来去上海，3个多月已经杳无音信了；为了养胎，邓颖超一直留在广州。
1927年4月，她住进了广州西关长寿西路一家由德国教会办的妇产医院。经医生检查， 胎儿发育正常，只是体重超过正常婴儿的标准。
周秉德说：“那时候就三天三夜生产不下来，生产不下来的时候，那时候的技术又没有先进的技术，没有什么现在的剖腹产啊等等，孩子太大了出不来啊，那么没办法了，医生就用产钳，当时就用那个钢的钳子，产钳去帮助这个孩子出来，但是用力太大了，孩子夭折了，就没有成活，可是称了一称分量10磅，10磅就是9斤多呀，现在9斤多的孩子都算是大的了，那时候确实是难以生产，所以她就为了保护这个孩子给孩子营养好，结果反而没有成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