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上海市纪委监察局网站刊发了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周建勇的文章《学党章找差距，不做“温水中的青蛙”》。文章说，“一个人职务升迁了、生活变好了，信念就可能慢慢消失，成为‘温水中的青蛙’，对违纪甚至违法行为都丧失了最基本的警觉。如果不去自我警醒，那么谁还能叫醒你呢？”
时政分析认为，上海纪委很明显在警告官员别做“温水中的青蛙”、别站错队。
中央试点“制度的笼子” 上海本地官员首先受到约束
6月28日，中央出台了一个《问责条例》。官媒在解读时，特别点出了要严肃追究责任的三种情形：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民众反映强烈、损害执政政治基础。
王岐山之前强调，“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他说，制定问责条例就是要把“利剑高悬”，当局对问责是动真格的，官员不担当、不负责就要被追责。
除了对整个官员层面的动作，中纪委在上海不断试点新规定，首先“被试验”的自然是上海本地的官员。
6月6日，上海组织部长徐泽洲在党校机关报《学习时报》发表文章称，要严管干部，打破旧的利益格局。徐泽洲认为，从严管干部要善于抓住关键，着力破解难题。上海处级以上干部家庭的房产、股票、基金、债券等都必须进行申报，对拟提任市管干部人选进行全面审核，对市委巡视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全面审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