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薄一波回忆，1965年版本以毛泽东1956年4月25日的讲话为基础，吸收了1956年5月2日讲话的部分内容，但在整理时，讲话中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处理农轻重关系和民族关系上的问题的批评、对斯大林的批评，以及对国内过高估计战争危险、忽视发展沿海工业、某些方面照搬苏联等缺点错误的批评，都没有收进去。
1976年版本忠实地体现了原讲话中“以苏联为鉴戒，总结我国已有经验”的主要精神，恢复了1965年整理稿中许多没有收进去的内容，文字也作了不少加工。但由于考虑到当时国内外形势，还是有些具体内容没有收进去。
“不是我的创造”
今天人们对于《论十大关系》评价甚高，认为这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创性的大事”。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纂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评论说：“1956年4月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比较系统地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的《毛泽东传（1949—1976）》则认为：“《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初步的然而又是比较系统的思路。”
可是，对于这样一篇今人高度评价、当年刘少奇和邓小平一再提请公开发表的文章，为什么毛泽东本人对此却并不积极，只同意作为党内文件下发而不愿登报公开？
为此，不妨首先看看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自我评价。
今天人们在评价这篇文章时，经常引用毛泽东自己的两段话。一段是1958年2月，他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另一段是1960年6月，他在《十年总结》中的话：“前8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1957年反右整风斗争，是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了客观规律，而前者则是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
但我们也应注意到，在另外一些场合，毛泽东对这篇文章评价不甚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