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晚明为例，直到亡国的最后时刻，崇祯皇帝才意识到“策辽事者，不宜战而宜和也”。可惜这只能是后知后觉，已于事无补。当时明廷上下缺乏议和的环境与气氛，明朝始终未给议和创造必要的条件，主持议和者包括皇帝在内从未展开有关议和大政方针的讨论，纠正以至批驳一些模糊认识及错误论调，以统一朝臣的思想，因而始终未能形成议和应有的气氛。相反，传统的所谓天朝大国不可冒犯的传统观念始终占据上风。主持议和的人无一不身负恶名：兵部尚书袁崇焕终以“谋款通敌”之罪被磔（读“zhé”，是古代一种把肢体分裂的酷刑），支持袁崇焕的阁臣钱龙锡也以“密谋主款”之罪长戍不赦。杨嗣昌主持议和，弄得举朝哗然，群起而攻之。而陈新甲与清议和事暴露后立遭杀身之祸。这种攻击、反对议和的声浪经久不衰，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任何正确的议和主张都难以畅行。顾维钧亦以为中国的事情难办，尤其外交难办，原因就在于人们拒绝妥协，喜欢清谈者太多，老是狮子大开口。他曾说：“中国的外交，从巴黎和会以来，我经手的就很多。所犯的毛病，就是大家乱要价钱，不愿意吃明亏，结果吃暗亏；不愿意吃小亏，结果吃大亏。”
顾维钧以为中国外交难办，原因就在于人们拒绝妥协，喜欢清谈者太多。
又说：“群众组织起来大游行或组成代表团对中国的代表们施加压力，常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杨玉清《我所知道的顾维钧》，载于《文史资料选辑》）
五是清谈误国历史遗风的影响。清谈的兴起，大抵由于东汉末年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启自郭泰，成于阮籍。陈寅恪说：“清谈误国是西晋灭亡的原因之一。”[陈寅恪，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西晋灭亡了，清谈误国之风并没有随之消亡。明朝亡国同清谈误国之风分不开。崇祯皇帝死后不久，大清摄政王多尔衮给南明的史可法写信，痛斥晚明的清谈误国之风：“晚近士大夫，好高树名义，而不顾国家之急，每有大事，辄同筑舍。昔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可为殷鉴。”（蒋良骐《东华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你们明朝的干部根本不考虑国家利益，就喜欢唱高调、讲大话，哪怕火烧眉毛了，还慢条斯理地穷白话，作个决定比盖栋楼还慢。当年北宋研究对策还没散会，金军就渡过黄河了，你们咋就不长记性呢？
当然，当代社会“愤青”现象的产生还同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有关。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百年来在中国不容小觑，而就全球来看，冷战结束之后，意识形态并未终结，民族主义业已取而代之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因素。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者都是以爱国主义的面目出现，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带有绝对的不可置疑性。他们骨子里认为本民族利益天然高于一切，从而使“爱国主义”在一些时候、一些地方变成盲目的、狂热的情感，有时甚至演变成了“害国主义”闹剧、悲剧。
科学认识中国千年外交史上的“愤青”现象，一方面，要认识到“愤青”现象是外交运作的民意基础，善加利用可以作为外交谈判中的一张牌；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其限制外交运作的空间，对实现合理和必要的妥协形成牵制，也就是从“左”的方面对外交运作形成干扰。（作者：袁南生；编辑：李大白、张宁；文中图片系编者所加；图片来自网络。本文系腾讯思享会合作伙伴《同舟共进》杂志2016年第4期文章，原标题为《中国千年外交与“愤青”现象》，转载请注明出处。）
“亚森”级核潜艇（英语：Yasen class nuclear submarines；俄语：Атомные подводные лодки класса Ясен；北约� 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