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徐才厚贵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是巨蠹，其贪污数目足以惊世骇俗的话，那么，那些司局级甚至科处级甚至村级贪官，每每传出家中被抄出数以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的现金，真是“小官大贪，蚂蚁搬山”，也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老百姓的神经，一次又一次地刷新着没有最贪、只有更贪的纪录。
第二是贪腐手段之隐蔽，方式之多样化。以中央政治局原委员、重庆市委原书记薄熙来案为例，薄熙来受审时的法庭调查显示，2001年7月9日，薄谷开来用徐明给予的购房资金，购买了位于法国尼斯地区的枫丹·圣乔治别墅。但是其交易程序之复杂程度，也远超我们的想象。为了不让薄家人露出水面，同时为避税，徐明与法国人德维尔等设计了用公司方式购入房产并进行管理的一整套复杂方案。枫丹·圣乔治房产公司名下的资产实际由罗素地产公司拥有，但薄谷开来是该公司实际所有人与唯一获益人，因此该别墅应属薄家无疑。法国企业文件显示，曾有三位接近薄熙来家庭的人在不同时期负责管理该别墅，被薄谷开来杀害的英国人尼尔·伍德便是其中之一。据报道，这套豪宅目前以695万欧元的价格正被挂牌出售。
如果说收受房产得实物总还会有迹可循的话，那么，通过海外离岸公司，那些输送或转移了数以亿万的复杂交易，绝对可以说是在国人的想象力之外进行的。这次“两会”期间，有审计署的官员说，海外投资的4万亿元，几乎没有过审计，其中的奥秘，我们也就无从知晓了。还有在金融领域的各种暗箱操作中，在矿产资源的买进卖出过程中，在国有资产的各种重组过程中，总有一些面目不清的神秘身影若隐若现。经过了多年的“历练”，贪腐官员们从简单的权色交易、权钱交易，“进步”到了贪腐行为像“空中有鸟飞过，但是不留痕迹”。他们设计出一套又一套的复杂程序，给他们的贪腐行为蒙上一层又一层的伪装，使得即使受过专业训练的办案人员，也常常摸不着头脑。
再有就是贪腐规模不断扩大，呈现出家族化、团伙化甚至集团化的趋势。以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江西省委原书记苏荣案为例，他的问题主要发生在主政地方期间，时间长达近10年。在担任主要领导期间，和家人、亲属的违纪违法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不仅自身腐败，还纵容家人亲属，擅权干政，利用影响力寻租，搞家族式腐败。中央纪委副书记赵洪祝在今年“两会”上说，苏荣腐败案就是典型的家族腐败——家里面从老到小、从男到女都有参与。苏荣妻子于丽芳，绰号“于姐”。在江西官场上，“于姐”之名流传颇广。其身影亦出现在新余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周建华等多人的举报中。还有报道称，这位“于姐”酷爱收藏景德镇瓷器，有不少工艺美术大师，通过各种渠道，将自己的作品“赠送”给她。苏荣本人这样忏悔：家就是权钱交易所，他本人就是权钱交易所所长，不仅全家老小参与腐败，也带坏了干部队伍、败坏了社会风气、损坏了政治生态。苏荣可谓是“有权就任性”的代表。
家族化、集团化的贪腐案例中，令计划、周永康案表现突出。令家不但是夫妻同失自由，其兄其弟其妻弟也纷纷涉案落马。周永康被指与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案都有剪不断理还乱的牵连；他伙同李东生、蒋洁敏等部属，更是或串联，或并联，组成了一张巨大的贪腐网，到了几乎可以遮天蔽日的地步。在地方层面上，山西等地官场出现了塌方式的腐败现象。在“两会”期间，山西的现任领导甚至发出无官可用的感叹！
久加诺夫总结苏共失败的原因就是“垄断权力、垄断资源、垄断真理”。更准确地说，是特殊利益集团的垄断。所以进一步看，反腐的对象貌似官僚体系，但官僚体系的背后是利益集团。
从落马官员不断上升的犯罪金额数量和越来越高的层级来看，这些集团攫取国家与社会资源的能力正在不断快速上升过程中，很可能这些集团业已成为中国居民财富分配的最强大主体。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利益集团早就已经盘根错节，从目前公布的一些重大案件来看，它涉及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大员、地方黑社会势力、部分代理人性质的民企、垄断性央企，横跨能源、交通、宣传、资本市场等关键领域，并深入国家政法纪律部队甚至武装力量。
正因为如此，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清醒地意识到，并且及时地提醒我们：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