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与现实出现偏差的根源在于，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控制世界的逻辑和手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很多人依旧沉浸于传统认知当中不能自拔。正如近年来我一直强调的那样，伴随着美国经济的高度金融化，美国控制世界的逻辑早已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债权人逻辑”转变为如今美元体系的“债务人逻辑”，相应地，依靠美元体系来控制全球资本流动的规模与方向，成为美国霸权的核心利益所在，即它构建了一个全球性的资本控制系统，以具有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来支撑自己的霸权。这同历史上所有的传统霸权国家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可以说，美国是一个无论在统治范围、规模还是逻辑、手段上均不同于任何传统帝国的“超级帝国主义国家”。
从一定意义上讲，美国霸权与传统霸权缺少可比性，是一种全新的霸权形态。因此，我始终对“美国衰落”这个话题抱有格外慎重的态度。我们必须看到，美国霸权的支撑点是美元体系，而维系这个体系的是一种结构性权力—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国内巨大的、开放的商品市场，高水平的科技创新系统，范围广泛的同盟或非同盟关系体系以及强大的、遍布全球的军事力量，而非简单的GDP规模及其国际占比。
国内学术界在讨论“美国衰落”话题的过程中，每每看到、听到美国学者们对相关话题的认知，就像是从敌人手中接过锋利的武器一样兴奋无比。其实，一个国家犹如一个人一样，一旦坐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便会用警惕的目光、猜忌的心态看待周边的所有人—权力觊觎者或“潜在对手”。这种“危机意识”的实质不过是担心权力旁落。
霸权国家始终对自身地位所遭受或可能遭受的威胁极其敏感，抱有格外强烈的危机意识。而美国这个国家的特殊之处，是其基于启蒙理念的“单极思维”早在拥有超级实力之前就已经形成，美国自建国之初起，就时刻抱有担心“衰落”的危机意识，先是担忧美国会“沉沦”，丧失上帝赋予的“美德”，然后是时刻担心自己会像罗马帝国一样衰落，甚至在苏联解体、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前夕，在很多畅销书中作者仍将美国的情况与菲利普二世后衰败的西班牙相比，当美国成为单极世界中唯一的超级大国之后，也有不少政治学家曾预言它很快会走到尽头。这种危机意识表达的更多是一种对自身地位被他者超越的危机心态，而非现实状态。
历史经验同样告诉我们，仅仅依靠GDP等经济规模指标考察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也是不现实的。比如，19世纪末印度作为英国的殖民地时其GDP的规模就超过了英国本土，但所有人都不会认为当时的印度是一个大国、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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