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上述政策对生育率的提升作用在短期内预计不会有特别可观的效果，但任正委认为这对家庭友好型社会整体氛围的营造是可见的。
“根据近年来德国的经验，通过帮助青年群体更好地平衡家庭与工作，推进育儿分工的性别平等，在尊重个人选择的基础上进行无形引导，生育率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提升。”他说。
关于如何更好地构建育儿友好型社会，任正委建议，要建立产假成本分担机制。浙江民营企业众多，面对产假延长，很多中小企业都将承受更高的用工成本，经营压力随之增大。因此，建立“政府-企业-家庭”的成本分摊机制尤为关键。例如，给予生育二孩/三孩职工所在企业一定比例的社保缴费减免、税收优惠等。
此外，他提到，还需增强住房等政策对青年群体的友好性。
目前，杭州等城市的住房限购政策对社保缴费年限短的单身群体的限制更多，拥有新房往往是结婚的必备条件，这在一定程度上推迟了青年群体的婚育进程。应做好住房限购与生育支持之间的政策协调，通过个税优惠、信贷支持等政策帮助年轻人更顺利地步入婚育进程。
不过，生育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单一的生育补贴能解决的，它是一个系统性的社会性问题。王广州认为，目前各地相关生育政策其实没有太多基础研究工作支撑。
他说：“据我所知，到底如何恰当地鼓励才能产生预期效果，其实没有多少研究依据，现在各地都是各种尝试，多少有点头疼医头情况，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责编：杜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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