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是投入坚决。张卫文表示，生物安全有关的战略、法律和政策对应了资源配置，在生物安全公共投资方面，我国近年维持了一定额度的投入。
以保障国家生物安全的重要防线——生物安全实验室等科研设施为例，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人表示，要争取尽快实现每个省（区、市）都有一个生物安全三级（P3）水平的实验室，每个地级市争取实现有一个生物安全二级（P2）水平的实验室，以大大提高重大疫情快速检验检测、快速响应的能力。
目前，各地正加紧建设P2实验室，投资金额从几十万元到几百万元不等，数千个实验室正在建设或已建成。在一些地方，全球生物安全等级最高的P4实验室也在规划建设之中。
“不光是生物安全实验室，可以说在生物安全诸多领域，能想到的地方近几年国家都在下力气完善。”张卫文说。
生物新国防
国家下力气完善生物安全的背后，是相关议题不断升格。
中科院上海巴斯德所研究员王小理认为，当前生物安全出现了新的“事态”“势态”和“世态”，使其在国家战略安全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这也促使生物安全进入新的“时态”。
新“事态”是指局部领域和特定方向的生物安全风险剧增。王小理说，目前生物安全威胁已从偶发风险向持久威胁转变，威胁来源也从单一向多样转变。比如可能出现更多的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外来物种入侵加剧，以及生物技术谬用、生物恐怖活动增多等。
新“势态”是指生物安全风险的影响危害趋深。目前生物安全的威胁边界已经从局限于少数区域，向多区域、全球化转变，范围也从生命健康拓展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战略利益等。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其影响早已溢出公共健康领域，诱发一些国家和地方经济生产等失衡、失序，甚至演变为不同程度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等。
新“世态”是指频繁发生的生物安全事件，使国防突破陆、海、空、天、网的疆界，拓展至“生物疆域”范畴，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加强“生物新国防”建设。
2018年，英、美两国先后发布国家生物安全战略。美国这份名为《国家生物防御战略》的文件更开宗明义提出：“管理生物事件风险是美国的核心重大利益。”2019年3月，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关于该国在化学和生物安全领域的国家政策基础的法令。在王小理看来：“这表达出美英俄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对生物安全议题的强烈关注，以及抢占战略制高点的意图。”
生物安全的“事态”增多、“势态”加深和“世态”告紧，也推动我国生物安全进入新的“时态”。王小理说，“时态”的含义类似于窗口期，是说我国正面临提升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能力的时间窗口。“在这个宝贵时机里，倘若以‘过去时’的眼光评估当前的生物安全局面，缺乏对生物安全‘未来时’的前瞻，势必与重大战略机遇失之交臂。”
王小理认为，当下及未来的生物安全已经表现出至少3个新特点：
其一，新的安全风险形态。可以预计，未来生物安全风险来源将更加广泛、相互交叉，危害将进一步累积叠加、聚集扩散。生物风险可与网络安全、经济安全等融合交织，形成网络生物安全、生物经济安全等形态。与此同时，既有生物安全类型也可能呈现全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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