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被“点将”进入生物安全的研究领域后，张卫文感觉这个行当的变化当得起四个字：“天翻地覆”。
张卫文是天津大学化工学院教授，生物安全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该中心是目前国内高校唯一的生物安全战略研究中心，也是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唯一涉及生物安全的战略研究基地。
张卫文告诉《瞭望》新闻周刊，2016年，作为科技部选派专家，他首次跟随外交部参加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会议。此后，他又4次参加该会，并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2018年专家会上，作为特邀技术专家之一就生物科技与安全做大会发言。
在他的印象里，西方国家那时就已经很重视前沿生物技术的安全使用，并把建立国际生物安全新秩序作为重要工作内容，但国内还更多侧重于生物科技发展，对生物安全关注不够，也缺乏系统讨论。
变化倏忽而至。2019年1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中央提出，我们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既聚焦重点、又统揽全局，有效防范各类风险连锁联动。
作为安全的重要一环，生物安全引起决策层高度关切——2020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明确，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从决策层开始，社会各方对生物安全都表现出极大关注。张卫文记得，2020年3月，他和同事第一次在天津大学化工学院开设有关生物安全和伦理的课程，授课规模不超过60人。“我原本担心这门课内容太专，没人感兴趣，实际上学生选课积极性非常高，报名火爆。现在天津大学已同步推出两门涉及生物安全的全校选修课，授课规模达到每学期300人以上。”
生物安全为何引得上上下下高度关注？中国生物安全形势究竟如何？守牢生物安全疆域，我们面临哪些挑战？
“下力气完善”
在以往很多人的认知里，生物安全的样貌其实相对模糊，基本等同于传统的细菌战、传染病及动物防疫等。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杨霄表示，2010年以前，我国对生物安全风险的传统认识，主要是三分法，即从三方面描述生物安全威胁：一是生化武器军备控制，二是生物恐怖主义担忧，三是大规模传染病威胁。
在他看来，这种认识有很强的传统时代色彩。他解释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人类对生物安全风险的认识逐步形成了这样三类。而现在，生物安全的研究领域已经大大扩展，涵盖了防御生物武器攻击、防范生物恐怖袭击、防控传染病疫情、防止生物技术误用和谬用、保护生物遗传资源与生物多样性以及保障生物实验室安全这“四防两保”，从重要性上，生物安全被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的总体框架。
“这意味着，生物安全的定义得到扩展、内涵得到充实，国家治理思路也实现重大优化。我国生物安全治理进入了最受重视的新历史时期。”杨霄说。
首要表现是中央高度关注。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朱康有说，在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后，202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生物安全建设进行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给各级政府、相关部门树立了标杆、提出了要求，传递出清晰的国家意志。
其次是领导有力。朱康有说，我国有关生物安全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较多，但多为行业主管部门制定的部门规章，缺乏系统性、全面性和协调性，2020年10月，我国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它的颁布实施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生物安全进入依法治理的新阶段，在生物安全领域形成国家生物安全战略、法律、政策“三位一体”的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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