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知华派”专家：美国得罪中国青年太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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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1-29 10:5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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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作家何伟（Peter Hessler）的《江城》，到90后美国人戴三才(Zak Dychtwald)的《中国后浪》，近年来这些书的问世，反映了美国社会对中国青年一代的特别关注。

在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和中美关系降到低点的背景下，美国学者李成进行了关于中国青年的调查研究。“实际上，我和戴三才的观察有相似的地方，他观察的是‘千禧一代’，也就是1980年到1995年出生的人，而我更多地是研究更年轻的00后们。但无论怎么划分，现在的青年一代，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独一无二的。”

李成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布鲁金斯是全球综合排名第一的智库，其对美国政界、企业界的对华态度与策略都有重要影响。作为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百年来首位华裔主任，李成对中美两国都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曾在外交学院的“美国知华派学者”名单中位列前10名。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他提到了自己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美国鹰派的对华政策如何疏远了中国青年》。

中国新闻周刊：是什么契机促使你研究当代中国青年？作为一位年长的华裔学者，在研究中国青年的过程中，是否有一些与自己的经历相比较而带来的感慨？

李成：我的研究动机之一，是挑战那些认为中国青年没有创新能力、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和想象力的刻板印象。中国青年，特别是生长在数字时代的第一代人，我们把他们称作“数字原住民”，他们中的很多人对信息敏感，在西方学习过，对西方文化的了解程度之深，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他们对西方文化有自己的判断。西方在教育、电影、体育等很多方面对他们影响非常大。然而，在美国话语体系中，一说到中国青年，就被描述为“被洗脑的民族主义者”，这种偏见与现实相差十万八千里。

我从事中国青年研究的第二个原因，的确与我自己留学美国的经历有关。那时候世界还处于冷战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才刚刚开始。1984年，里根总统在复旦大学发表演讲，我1985年就自费来美国留学，当时中国赴美的留学生还是非常少的。初到美国，我就感受到巨大的反差。记得当时我从旧金山机场一出来，就看傻眼了，美国的高速公路四通八达，而上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还没有一条高速公路呢！我当时随身只带了三十多美元，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留学生，大多数人也就只有这么点儿钱。

美国“知华派”专家：美国得罪中国青年太重了

到了1990年代至2000年，第二代留学生纷纷出国深造，那已经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时期。在奥巴马执政时期，中美教育交流达到了顶峰。那时候赴美学习的第三代中国留学生是平视西方的，由于中国的经济变得强大和中产阶层的崛起，他们对自己和国家充满信心和希望，但也难免出现了一些傲慢与偏见，我对此也曾有过担心。但我的研究表明，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非常多元，他们就读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家庭背景，有各种理念和价值观。因而，对他们做简单化的评论是不公平的。我当年留学的经历和他们对比所形成的反差，让我更想去了解这一代中国青年。

促使我研究中国青年的第三个原因是，过去十几年我一直在编一套英文版的由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的“中国学人丛书”，向美国人介绍中国的政治、法律、社会、人口和经济等。其中2021年刚出版了中国社科院社会学学者李春玲所著的《中国青年：多元与分化》，最近围绕着此书的面世，我也写了一些关于中国青年的文章。

中国新闻周刊：民调显示，29岁以下的美国青年，对中国的好感度比30～40岁、50～60岁年龄段的人，要高出20%～30%。美国90后、00后对中国好感度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李成：“好感度高出20%～30%”这个数据，由一些美国民调机构和我本人15年来分别做的几次调查问卷得出，而最近的数据也是“高出15%”，这个结果无疑是正确的。原因有这样几点：

第一，美国青年的冷战思维不像前几代人那么强，前几代美国人是在冷战时期的1980年代中叶长大，他们中有些人经历过古巴导弹危机等。第二，现在的美国青年比较自由开放。例如，参加2016年和2020年美国总统竞选的民主党参议院伯尼·桑德斯最多的支持者就是青年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美国青年受保守的极端宗教的影响比较小。第三，美国大学里中国留学生的比例很高，这个比例在有些美国大学占到外国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三四十。美国学生与中国学生接触久了，就会发现他们跟自己有很多共同之处，美国青年通过对他们的中国同学的了解，加上接触到中国的功夫电影等文化、Tiktok等科技产品，对中国的陌生感消失了，而且并没有感觉到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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