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浩解释说,时空伴随数据由运营商完成计算后,统一交给工信部,再由后者向各地统一分发。“运营商的管控精度要高一些。”他说,原则上没有大需求的时候,工信部每天会推送时空伴随人员数据,而对于一些重点区域的时空伴随人员,“实际上是实时更新的”,比如对最近暴发疫情的陕西、天津等地,对于离开那些区域的人员,如果要进入贵州,他们的时空伴随情况就会被快速推送过来。
李可顺指出,尽管目前各地数据已共享至全国统一平台,但仍是以省为单位在服务器后台分析数据。在重点区域,则不断通过刷新,更新每个人的最新动向与健康状态。刷新频率和当地是否存在疫情传播风险有关。“就像我们刷网页,刷新是耗流量的,就得花钱,所以如果没有疫情刷新就慢,如果在重点区域就会不断刷新,监控人员流动可能带来的风险。”他指出,像是上海浦东机场这类出入境人员较多的地方,每人信息的刷新应该“特别快”。
在大多数地方,除了要亮健康码,还需要亮出行程卡。行程卡是由工信部推出,基于运营商的基站数据,判断人14天内的行程,如果有城市存在中高风险区,城市名称上会用星号来标识。李可顺指出,实际上行程卡基于手机信号基站定位的位置数据,在健康码的数据中是包含的,但之所以开发行程卡作为辅助工具,主要是因为健康码没办法展示近十四天的行程信息。
“目的就是为了更精准地定位。”李可顺说,疫情之下,健康码给人员流动提供了保障,让人们能安心复工和通行于公共场所。“健康状态掌握在政府手里,假如有感染风险,马上就能定位到此时此刻的位置,然后再进行网格化的处理,有一整套响应机制和流程。”
各显神通
在健康码推行初期,各地单独立项制作健康码,信息采集标准也有所不同,因此难以达成互认。李可顺指出,主要是各省单独立项制作健康码,标准和数据使用维度都不同,甚至在后台留存的居民健康状态,也使用不同的字节去记载,这令各地相互转码也很困难。在同一个省,也出现了省会和其他城市用两套健康码,比如在陕西就并存“西安一码通”和“陕西一码通”。
各地用健康码定位的方式也不一样。不同于许多地方在进入公共场所时需扫描场所码进行登记,贵州省的贵州健康码只需要打开,就会自动上传定位。洪浩介绍,贵州健康码设计之初,就确定以“最快通行”作为原则。尽管扫描场所码登记,可以对人员所进入的公共场合精准确认,但亮出贵州健康码时所发送的定位,误差也不会超过10米范围,尽管无法确定在哪家店,但如果出现感染者,同样可以将周围的密切接触者排查出来。省去场所码登记这一环,可增加通行速度。“如果流程太复杂的话,防控上反而容易有疏漏了,刻意追求定位的精准,反而可能带来新的风险”。
在2020年上半年,各省健康码数据没有共享平台。洪浩回忆,2020年3月前后,贵州省联系了人员来往密切的广东和浙江,进行了数据定向交换。到了2020年下半年,国家设立了“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各省就将数据上传至国家的平台上,推送更新内容也是每日一次。
为实现各地的健康码信息互通互认,国家还制定了统一的数据采集标准,其中既包括数据采集的类型和维度,也包括数据字段的标识,以便数据互通。根据国家统一标准,贵州健康码从五色变为三色。将紫色和红色归集为红色,橙色保留,将黄色纳入绿色进行管控。万永波介绍,贵州健康码上线之初到现在,已经经历了150多次迭代升级。其中包括增加了核酸检测预约登记功能、疫苗接种查询功能,以及健康码和行程卡共同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