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国央行数字货币的设计方案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央行数字货币是批发型还是零售型。刘典认为，数字人民币属于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面向公众，而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的使用更多限于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之间等对公场景。“数字人民币的应用并不意味第三方支付机构的现有市场受到冲击，但是对于数字人民币未来可能打通对公、对私融合支付的新型场景，现有第三方支付机构或许不会再占据主导地位。数字人民币对于支付带来的改变未来可能更多发生于对公支付领域，一些支付场景只有具有法偿性的数字人民币才能够打通”。
“从货币演进历史的角度来看，一般先要在零售领域站稳脚跟，再拓展到批发领域，数字人民币未来的核心目标是瞄准批发、大额领域。”在周子衡的设想中，未来财政、税收领域的资金往来都可以不再通过银行账户体系。
从这个角度讲，他认为未来数字人民币构建的支付生态最终的对手是现有的银行支付体系。“判断数字人民币成功与否的一个比较核心的指标是数字人民币账户余额，目前是完成了从零到一的过程，在结构上实现了突破，但是账户余额量还很小。笼统说就是未来人民币会分为两种型态，数字形态与非数字形态，前者要取代后者，如果数字人民币余额达到非数字形态人民币余额一定比例，基本上银行的支付渠道就会‘缴械投降’，数字人民币在既有的数字支付的基础上发展，这一进程会很快”。
在刘典看来，这也意味着数字货币将加深对金融机构的脱媒化趋势，“金融科技带来的一大改变就是脱媒化，过去办理很多业务必须要到银行网点，也就是需要一个网络化的媒介支撑，但现在我们办理业务对于网点的需求已经越来越少”。
如何影响现有国际货币体系？
“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数字人民币应用试点的推进速度最为迅速，而数字人民币之所以偏向零售型，是由于中国数字支付以及与之配套的金融科技应用相对成熟。”刘典认为，中国之所以选择零售型路径，也缘于中国已经积累起的应用优势，“零售型数字货币在技术环节要处理的问题更为具体，而批发型数字货币更多涉及金融机构间结算体系的改造”。
相比于2017年年末便已批准开展数字人民币体系研发的中国，其他主要经济体对央行数字货币态度的转折大多发生在2020年，这一年也被成为主权数字货币崛起之年。
2020年1月，包括欧盟、日本、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在内的六家央行与国际清算银行一道，就央行数字货币成立联合工作组。随后，美联储也加入了这一工作组。
“欧美、日本在数字支付领域‘一脚踩空’的根源在于银行不提供货币来源，相当于不提供子弹，而非因为文化、习惯等，但是中国的银行却愿意提供支持，因此双方过去在数字支付领域形成差距的原因在于银行业的立场和态度。这又取决于银行的组织形态，中国银行业的特点是高度单一化，同质竞争激烈，翻译过来便是中国的银行业最容易出‘叛徒’，一些国有大行不愿意做的事情却有中小银行愿意尝试。”周子衡认为，除了商业银行系统是否支持数字支付，另一个重要因素便是监管的态度，中国监管的态度长期为包容审慎，之后再查缺补漏。这两方面因素决定了欧美、日本在数字支付领域的追赶颇为困难，基于此在数字货币的推广上也会与中国形成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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