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0年代末,美国每年约有6万人死于毒品、酒精和自杀。
疫情暴发前夕,每年因绝望而死亡的人数为17万人,其中药物过量死亡占最大份额,但不到总人数的一半,但是因药物过量致死的人数的增长幅度远远大于其他因素。
或许美国面临的不是“绝望之疫”而是“药物过量大流行”。
这是美国社会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困境。
死亡是因为药物还是绝望?这个区别很重要。
如果死亡“只是”因为药物过量,那么可以归咎于一些不道德和监管不足的制药公司和分销商。
这意味着社会没有根本性问题,当然也没有迹象表明当代美国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存在严重缺陷。
相比之下,绝望是美国工人阶级之痛,那些没有学士学位的、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广大工人群体,他们的工作机会、婚姻以及他们所依赖的社会和经济体系在过去半个世纪里被削弱了。
毒品流行的故事是少数坏苹果之一。这个绝望的故事是一个没有为广大民众服务、实际上把他们视为二等公民的社会的故事。
许多迹象表明,是否接受了4年大学教育,是绝望程度的重要分水岭,那些没有大学学位的美国人普遍感到绝望。
这个群体心理健康状况不佳的指标逐年攀升,他们越来越多地难做一些基础的事情,例如爬楼梯或参加社交活动,更容易有慢性疼痛,酗酒,而且更不快乐。
毒品流行不像蝗灾或地震,它们折磨着已经陷入困境的社会。想想19世纪40年代的中国。
没有什么可以为苏格兰鸦片商人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和詹姆士·马地臣(James Matheson)的掠夺行为,以及英国首相墨尔本勋爵(Lord Melbourne)决定派遣海军支持他们的决定开脱。
但毫无疑问,清帝国的衰落是随后阿片类药物流行的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