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回国后的郭光灿主持召开全国第一个量子光学学术会议。此后，他开设国内第一门量子光学课程和第一个量子信息实验室，并于2001年获得我国首个量子信息技术“973”项目，聚拢起全国十多个科研单位50余名学者组成团队。
1996年，时年26岁的中科大毕业生潘建伟，远赴量子力学的诞生地奥地利攻读博士学位。
在量子物理学大师塞林格教授的科研小组里，潘建伟很快崭露头角。1997年，以他为第二作者的论文“实验量子隐形传态”，被美国《科学》杂志评为年度全球十大科技进展。
但成为国际一流学者并不是潘建伟梦想的全部。潘建伟回忆说，当导师塞林格问“潘，你的梦想是什么？”时，他答道：“我的梦想是，在中国建一个和这里一样的世界一流的量子光学实验室。”
多年之后，潘建伟这样向记者解释他内心深处的想法：“近代科学没能在中国诞生，中国人能不能赶上科学前沿、引领重大创新？”
在潘建伟看来，中国科技工作者都憋着一股劲，希望通过努力证明，不仅在国外可以做得好，在国内也能做出优秀成果。
2016年8月，以中国先贤“墨子”为名，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升空。以“墨子号”为平台，中国实现“千里纠缠、星地传密、隐形传态”三个国际量子科研重大突破。
此后，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实验发现、“九章”、全球首个星地量子通信网、“祖冲之号”“九章二号”“祖冲之二号”……中国量子科技捷报频传。
潘建伟把量子研究的突飞猛进归功于中国的“科研黄金时代”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
他以“墨子号”卫星为例说，卫星的每一个部件，都凝聚了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光电技术研究所、国家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等各个科研机构的心血。“不同机构纷纷给我们提供所需的基础元件，让我们的创新想法有了很好的工程基础。我在国外的一些同行，也曾有过类似的科学设想，但没有国家像我国这样全力支持。”潘建伟说。
“第二次量子革命的战鼓已敲响”
全世界奋力谋求“量子优越性”，在于它是一个变“量”——量子叠加、量子纠缠、量子不可克隆等神奇而迷人的特性，使量子技术具有极大应用前景和广阔想象空间。
“量子力学是一个神秘的、令人捉摸不透的学科。我们谁都谈不上真正理解，只是知道怎样去运用它。”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物理学家穆雷·盖尔曼曾这样说。
“量子理论的出现，在上世纪引发第一次量子革命，催生了现代信息技术。”潘建伟介绍，基于量子理论，核能、激光、半导体等科技得以问世，进而发展出计算机、互联网、手机等重大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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