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线城市某大型银行工作的苏爽，看过身边的不少同事休完产假返岗后，原本的客户已经被其他同事接手，被塞过来一堆质量很差的客户，与从零开始无异。而他们的薪水又与业绩完全挂钩，每半年调整一次，休产假意味着回来之后要面临着极低的工资。
看多了同事被调岗甚至被离职的结局，苏爽对生育假的延长完全无感，“不想生孩子的人肯定不会因为产假从4个月变成5个月就改变想法”。
初中教师田锦桦则认为，自己每多一天生育假，都意味着她能多沉浸于陪伴孩子成长一天。
对此，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口学会理事黄匡时表示：“在我国，有薪产假的延长收益较多的是体制内就业人群，而体制外的人群收益有限，反而要承担因为假期延长带来的就业难，甚至被辞退等负面影响。”
他同时表示，“每个单位可能存在具体操作上的不同，这就会加剧女性在假期上的不平等”。
今年9月，《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案草案）》便在立法依据和理由对照表中提及，“假期过长有可能影响女性就业，从长远看不利于维护和发展女性权益”。
据黄匡时介绍，生育相关假期长的国家并不一定生育水平就高。譬如芬兰和匈牙利的有薪产假超过160周，但2019年的生育水平分别只有1.35和1.49，相反，同年以色列和墨西哥的生育水平分别达3.01和2.1，有薪假期却分别只有15周和12周。
对于该措施的利与弊，黄匡时认为还需要更科学地进行评估。
梁建章则认为，考虑到我国的产假比大部分低生育率国家还要低，延长生育假的确是提高生育意愿的方式之一，而且是短期见效比较快的措施。
“但带薪产假对雇佣单位来说的确是巨大的负担，如果延长产假成本完全转移给企业，延长生育假对生育率的利好就只是形式主义”，梁建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具体落地的程度取决于各地的财政支持情况”。
因而就具体落地而言，黄匡时给出的建议是，一方面要加强对企业落实假期制度的督查，另一方面要加强对企业落实假期的优惠政策，如税收优惠等。
梁建章认为，延长生育假也可以结合弹性办公及在家办公来落地，提倡企业允许员工灵活地安排工作时间和地点，尤其是孕期及哺乳期的女性。
走出低生育率陷阱，需要组合拳
在王广州看来，面对当前已经形成的中国低生育率陷阱运行机制，单纯的生育政策改变已经不足以应对，需要不断采取积极促进生育水平回升的重要手段，引导人口发展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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