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传媒集团垄断美国新闻业,成为一手遮天的政治力量。1996年美国颁布了《电信法》,要求联邦政府放松媒体所有权监管,由此掀起史无前例的兼并狂潮,对美国媒体的多样性和独立性造成毁灭性打击。随着美国媒体数量锐减,少数几家公司不断做大,形成垄断巨头。今天的美国,少数几家企业控制90%以上的媒体,年收益甚至超过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这些媒体“巨无霸”一边大肆扩张商业版图,一边将触手伸向美国政坛,通过游说公关和竞选献金左右政治进程。
被垄断的美国媒体成为公民政治权利的“隐形杀手”。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教授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在《富媒体穷民主》一书中指出,出于追逐利润的本性,媒体公司将民众封锁在娱乐节目的世界中,使民众失去获取多元化信息的渠道、关心公共问题的兴趣以及明辨是非的能力,在社会政策制定过程中逐渐失声。民主政治文化在媒体高度发达的美国社会变得极度萎缩,“政治疏离”导致民主成为一种“没有公民”的政治游戏。迈阿密《新先驱报》报道称,在精英和财团控制的媒体诱导下,民众已无法辨别哪些是事实真相,哪些是政治宣传。
美国媒体不再是民主的“守门员”。媒体行业的“左右之争”无形中加深了美国两党之间、精英与平民之间的隔阂与分歧,造成“左的更左”、“右的更右”,并导致极端思想和民粹主义在美国登堂入室。
韩国智库世宗研究所刊文指出,超过80%的美国保守派选民将《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报道视为虚假消息,对媒体的信任呈偏向性。选民只听信特定媒体,无视国家层面沟通,大喊大叫、消极党争代替了冷静讨论和共识。牛津大学-路透社新闻研究所发布《2021全球数字新闻洞察报告》指出,在对46个国家的92000名新闻消费者调查后发现,美国民众对媒体的信任度排名垫底,受调查人群中仅有29%的民众信任媒体。
在传统媒体衰落的信息时代,社交媒体一跃成为公众“新宠”,但也免不了复制传统媒体被大资本和利益集团控制的老路。社交媒体公司为了赚取流量,利用算法为用户编织起“信息茧房”,对提供的极端内容不加管控,从而导致使用者日益自我固化,身份政治和民意撕裂更加严重。
2021年10月,前脸书公司员工豪根公布了数万份关于脸书公司内部运作的爆炸性文件。豪根向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透露,脸书公司为了保持用户粘度,不惜牺牲公众利益而攫取利润。脸书平台是社会极端分子的主要阵地,充斥着仇恨言论、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而只有3%至5%的仇恨以及约0.6%的暴力和煽动性言论得到管控。
(三)输出所谓民主产生恶果
美国政府不顾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和价值理念强加于人,推行“民主改造”,策划“颜色革命”,肆意干涉他国内政,甚至颠覆他国政权,造成灾难性后果。美国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其他国家、“输出民主”的行为本身就不民主,从根本上违背了民主的核心价值理念。美式民主嫁接之地,不但没有产生“化学反应”,反而引发“水土不服”,导致许多地区和国家深陷动荡、冲突和战争泥潭。
1、“颜色革命”危害地区和国家稳定
美国惯于打着所谓“民主价值”的旗号,大肆干涉别国内政、甚至策动政权更迭、扶持亲美政府。前美国中央情报局高官曾宣称“把人们塑造成为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曾公开表示:“我曾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我们还有一门课程专门来教这些。这才是美国不断探索进取的荣耀。”
美国已形成了一整套实施“和平演变”的套路:首先借所谓“文化交流”、经济援助、控制舆论等方式,为发动“颜色革命”制造舆论氛围,尽量夸大现政权的错误、弊端,以激起群众的不满和反政府情绪;同时,向民众灌输美国的价值观,使人们认同美国的经济政治制度;培养大量非政府组织,全方位培训反对派领导人,抓住重要选举或突发事件的时机,通过各种街头政治活动,推翻当地政权。
历史上,美国借“推广民主”之名在拉美推行“新门罗主义”,在欧亚地区煽动“颜色革命”,在西亚北非国家遥控“阿拉伯之春”,给多国带来混乱和灾难,严重损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
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美式民主”的美颜滤镜早已破碎,美国“民主典范”的自我表演充满了尴尬。1823年,美国发表“门罗宣言”,宣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鼓噪“泛美主义”。此后,美国无数次打着“传播民主”的旗号,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进行政治干涉、军事介入和政权颠覆。无论是敌视封锁社会主义古巴近60年,还是颠覆智利阿连德政府等,都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权行径。
2003年起,东欧、中亚地区接连发生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乌克兰“橙色革命”和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美国国务院公开承认在这些“政权更迭”中发挥了“中心作用”。2020年10月,俄罗斯对外情报局披露美国计划在摩尔多瓦掀起“颜色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