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施建荣看来，所谓刚需其实是动态的。“比如以前体育培训不是刚需，但是若将体育放到中考考核范围内，相关培训就会具备刚需属性。因此目前政府也在加强对这类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审核，而这正是未来加强监管的前奏”。
根据“双减”政策要求，对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各地要区分体育、文化艺术、科技等类别，明确相应主管部门，分类制定标准、严格审批。如浙江省科学技术厅颁布的《科技类培训机构准入要求》（征求意见稿）便要求，编程、机器人等非学科培训除办学场所不小于300平方米，培训结束时间同样不得晚于晚上8点30分。
政府不希望培训机构再次通过政策红利套取高额利润，这似乎是教培行业转型所面临的悖论。施建荣认为，在当下的教育产业，一项培训服务如果有市场需求，意味着其可以轻易获取利润，那么资本可能很快就会进入，而这很可能触发下一轮监管，使其成为像K9学科培训那样成为被针对的品类。“好做的领域一定有政策风险，反之就很难赚到钱，因为这一轮监管的目标就是资本”。
其实，资本市场和教育的对接恰是从新东方开始，在新东方2006年上市之前，国内还没有资本市场对教育领域进行投资的先例。
俞敏洪曾表示，“根据行业惯例，只要一个产业中有一家公司上市，后面一定会跟上数十家。那么对于资本市场来说，它要做的是什么呢？既然新东方上市了，已经轮不到我们来做了，那就去找后面这十家公司”。
果然，2010年，好未来上市。在前述教培行业人士的印象中，2010年前后正是中国教培机构第一轮赴美上市的密集期。“我们称之为‘跑马圈地’时代，各家拼命布局线下校区，相当程度上源自上市后资本市场对于扩张的驱动，很多高价值的城市在当年已经布局差不多了。特别是像新东方这样的头部企业，如果再往下沉市场布局，人力资源可能难以跟上，比如在上海能够找到合适的管理层，包括教师、市场营销等各个岗位的人才，但是在四五线城市却很难找到”。
那一轮“跑马圈地”带给新东方的不止是教学点的全国布局。
“新东方曾经的战略方向是只做纯英语发展业务，就是小学、中学、大学、出国英语培训，还有相关英语产品。如果一直坚持这个战略的话，新东方到今天应该是一个纯英语产品公司，在英语培训领域中一定会做得比原来还厉害。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不扩展新业务的话自身的业务量将会受限制，别的机构也会倒过来侵蚀我们的主要领地。”俞敏洪在自述中坦言，如果没有竞争对手的话，新东方肯定不会做中小学全科业务。
当以数学培训起家的好未来调头开始做英语培训时，新东方感到威胁，因为目标客户都是同一群体。“我们就意识到，如果我们不把数学项目加进来的话，那么新东方的学生就会不断地到其他培训机构去学数学，也慢慢地会在那里学英语”。
资本驱动下的竞争，使新东方成为业务布局做得最全面、最完整的培训机构。
“其实新东方的操作还是比较符合教育行业一般的规律，后面进入的那些完全是资本驱动型的线上机构，路子更野”。有教培行业资深人士向记者感慨，尽管俞敏洪自认为上市后新东方也走过弯路，但是真正触动监管的还是2018年以来线上机构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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