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启动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到该计划完成时，日本已相继超越法德等欧洲国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该计划不是没有副作用，但是它的确改善了日本的经济结构，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就业，最重要的是打造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有利于日本社会长期平稳。
同时，“软基建”的另一重意义是激励创新。
中国经济在发展，但创新不够。中国的创新主要在管理、运用等商业模式上，技术上的原创还远远不够。没有原创，就只能进行依附型增长。
华为是中国领先的IT企业，但美国一断供，还是面临这么大的困境。因此，中国要从应用大国更快成为原创大国。
中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创新也离不开庞大的中产阶层。日本成为科技强国和创新大国的过程，几乎同步伴随着中产阶层的崛起。地狭人多的新加坡能实现经济和科技起飞，与合理解决住房问题也不无关系。
创新需要冒险，也需要制度性保障。对于缺少冒险文化的国家来说，更需要社会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福利保障体系，让人们为生计耗费的心力投入到创新创业中。
然而，公共福利不是资本发展本身的逻辑，而是社会改革的产物。要强调的是，经济转型中尤其要注意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中国经济腾飞至今，农民贡献巨大。在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要通过“软基建”更好地回馈农民，让他们也能更多地进入中产阶层。
不管是对外单边开放还是对内扩大内需，在当下动荡的时局中，需要中国做的事情确实很多很多，但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一个字越是要好好强调——稳。
世界越乱，中国越要稳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为人类创造了巨量财富，作为全球化引领者和技术创新中心的西方经历了普遍繁荣。
但随之而来的，是西方社会出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
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所创造的财富落入了极少数人的口袋，收入差异越来越大，社会分化越来越明显，失去了一个健康社会赖以生存的基本公平，这样一系列的内部问题导致了民粹主义的崛起。当政治任务决意把内部危机外部化时，内部强硬派纷纷抬头，国家间的冲突不再局限在单纯的贸易领域，而向其他领域扩展。
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继续崛起，成为世界局势的稳定力量。
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有一个词语一直被提起——“金德尔伯格陷阱”。
这个理论最初由美国著名世界经济史学家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提出，指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灾难，起源于美国尽管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但却未能接替英国扮演的角色，没有像英国一样承担起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责任，结果导致了全球经济体系陷入衰退、种族灭绝和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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