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说： “国家有难，我们科技人员寝食难安，我们会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去干，甚至为此损害健康、牺牲生命也在所不辞。”
神舟飞船总设计师戚发轫院士，当时还是一个刚进五院的小年轻，作为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东北人，他说：“我当了八年亡国奴，当时国家羸弱，老百姓受人欺负，所以对于我来说，爱国是不需要教育的。”
正是在这口“气”的支撑下，中国航天微弱的“火种”，在最短的时间内，以相比西方国家少得可怜的资金投入，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了一系列尖端技术重大突破——
1964年6月29日，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枚弹道式导弹，具备了导弹自行设计制造的能力；
1966年10月27日，我国成功进行导弹、核弹“两弹”结合试验，奠定了国家战略安全的基石，也确立了世界大国地位；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枚运载火箭“长征一号”，成功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太空，开创了我国空间探索的新纪元。
这期间，我们见证了1961年苏联航天员加加林遨游太空、1969年美国航天员阿姆斯特朗月球“迈出一小步”的美苏争霸，也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聂帅让部队打黄羊、省黄豆为技术人员支援口粮的困难，但是追赶一直没有停。
“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后，本来按照钱学森等人的建议，是应该顺势发展载人航天的，可惜的是，上世纪70年代，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航天发展的步子不得不慢了下来，已经立项的项目也被迫下马。
眼看着美国“星球大战”计划、欧洲“皮里尤”计划、日本“科学振兴政策”进行得如火如荼，眼看着美苏“自由号”“和平号”国际空间站的成形，围绕“制天权”的国际竞争空前激烈，中国航天却只能原地踏步。
直到1992年，经过“863计划”论证后的载人航天项目正式立项，几乎陷入停滞的中国航天才被彻底激活。
2003年10月16日，当航天英雄杨利伟自主走出舱门时，成功着陆的“神舟五号”实现了中国拥有载人飞船的夙愿，而这一刻，距离钱学森提出发展载人航天，已经过去了30年。
重重封锁下的“反杀”
神舟五号归来后，中国也成为了美、俄之外第三个能够独立开展载人航天活动的国家，导弹、火箭、卫星、载人航天等短板被一一补齐，中国航天成功站上了世界第一队列。
而此时的太空竞争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
就在杨利伟出征太空两年前，建于前苏联时期、重达137吨的和平号空间站化作1500块碎片，陨落太平洋，宣告了美俄（苏）的太空竞赛时代，终于以俄罗斯的无力支撑而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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