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段子，黎笋写信给勃列日涅夫求援，说自己要挺不下去了，勃列日涅夫回信：勒紧腰带，黎笋回信：请给腰带。
产业失衡、供需错配、通胀飙升，越南的经济发展的一团糟，再加上美国主导的国际制裁，越南在贸易上被孤立，因此也就更需要拉动国内消费市场。
所以到1982年的时候，越共五大终于决定调整方向，优先发展轻工业，保障消费品的供给。
所以越南第一次抄中国的作业，算是抄失败了。
很快，越南开始了第二次抄作业，这次抄的内容是改革开放。
1986年12月，越共六大召开，阮文灵当选新一任领导，主导开始“私有化改革、开放市场、法治建设”的越南版“改革开放”。
具体举措包括，扩大国企自主经营权，改革国家银行和商业银行，实行农民家庭联产承包且长期拥有耕地权等，最重要的是，发布新的外商投资法，甚至可以批准外商进行控股，《华尔街日报》评价为：社会主义国家中最为自由的外来投资法规。
1991年，越南社科院亚太研究所出版的《在改革道路上的中国》一书序言写道：“近些年来，我国研究家们的一个头等重要的研究对象，就是当代中国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和对外政策的演变”。
抄中国改革开放的作业，越南抄的很成功。
进入90年代之后，GDP年均增速几乎都在8%以上，亚洲爆发金融危机的98、99年，越南也能保持5.76%和4.77%的增速。
再看越南这二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几乎就是90-10年代的中国东南沿海的翻版。
用低廉的土地、劳动力成本，再配合政策优势，承接周围发达经济体的中低端制造业。这个模式并不新鲜，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早就提出了亚洲经济发展的雁阵模型。
某一产业在日本先发展成熟，当日本国内的生产成本无法承受之后，即转移到亚洲四小龙，然后转移到中国大陆，再转移到东南亚各国，各国按照发达程度，依次完成产业升级。
越南制造业的崛起，表面上看只是产业转移的常规进程。但实际上，越南和中国不是转移与被转移的关系。
而更像是分工与合作的关系。
03.
当被问到越南是否有自己独立的产业政策时，河内国家大学下属经济与政策研究院院长、《越南经济年度报告》主编阮德成的回答很经典：
我们不需要产业政策，因为我们有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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