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归根结底,是因为新自由主义所代表的社会形态或制度,在开历史的倒车!
一个优秀的社会制度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一是做大蛋糕的能力,二是国民参与做蛋糕的比例,三是国民分配蛋糕的比例。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社会形态的每一次递进,政治实体做蛋糕的能力就不断提升,国民参与做蛋糕和分配蛋糕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工业革命以后,做大蛋糕的能力取决于技术对生产力的提升,新自由主义讲究的绝对自由化、绝对私有化、绝对市场化尽管在运行过程中充斥着技术发展的身影,但结果只会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垄断。须知,垄断的最高形式不是技术优势,而是市场规模优势。
马克思主义认为如果垄断发展到最高形式,并任由其发展,最终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创新,进而削弱国家做大蛋糕的实力。
今年5月,《日本经济新闻》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最近十年,日本、欧洲、美国等发达国家创新乏力,企业研发支出增长率相比上一个十年已减少一半,其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大企业间的并购活动导致市场垄断,给各行业的技术创新蒙上了阴影。
没错,过去十年,西方国家普遍奉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张的步伐,掌握天量资金的巨头们在各国加快对竞争对手和新兴公司的并购。
随着寡头垄断的无序进行,行业竞争愈发缺乏活力,导致了企业的研发支出增长“疲软”,阻碍了技术创新的步伐,经济增长也被限制。
虽然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GDP仍在增长,但潜在经济增长率只有1990年的一半!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文章把中美矛盾归结为存量矛盾,因为新自由主义加速垄断的形成使得美国做大蛋糕的能力逐渐丧失了。
紧接着,新自由主义鼓吹经济活动去政府监管化,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及资源普遍低于西方国家的情况下,对利润的极致需求,加快了本土制造业外迁的步伐,国民参与做蛋糕的比例直线下降,要知道,工业制造业是提供高附加值就业岗位最多的门类,没有之一!
截止2017年,美国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28.1%,下降到18.9%,制造业就业人口占比已经下降到就业总人口7%以下。
一边是垄断导致国家做大蛋糕的能力丧失,另一边是国民参与做蛋糕的比例直线下滑,等到蛋糕分配时,国民分配蛋糕的比例自然也就小了很多。
而表现形式则为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美联储的数据显示,前1%富人拥有的财富约为43.27万亿美元,比美国九成家庭财产总和的40.28万亿美元还多出近3万亿美元。要知道,美国排名在后50%的国民总财富满打满算也就3万亿,是前1%的是14分之一。
第二、税收制度的缺陷型让贫富阶级的实际财富差距更大
在美国的服务业中,会计和律师比金领还金领,因为他们能帮助有钱人合理合法的减少一切非成本开支,包括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