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揽子救援计划”规定下,韩国强大的民族企业被迫股份化,转制为西方式的股份公司,从而不得不依赖于发行股票、接受西方资本大鳄们的控制,不得不求助被欧美掌控的资本市场,如此一来,便陷入国际资本、货币、证券市场的轻易操纵与控制之下。
经济上的打击仅是第一步。针对这些民族企业,还有一个被西方广泛传播的妖魔化形象:这些大型企业与政府关系太密切,不利于自由竞争,这正是“亚洲文化的弊端”、是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文化与社会根源”,云云。
在亚洲金融危机被引爆后,这正是西方主流媒体、政府几乎异口同声强调的结论。这分明是黑白颠倒,美国自己的大型企业、跨国公司巨头无一不是靠政府扶持起来的。但轮到韩国,轮到亚洲,则成了“文化弊端”,成了必须被抛弃的发展模式。这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国企同样成为他们的攻击目标的原因,在他们的既定战略中,与韩国的民族企业一样,中国的国企也必须被瓦解、削弱、根除。
实际上,打开东亚的金融大门,从内部渗透、左右东亚的命脉,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正式开始了,其聚焦点就是——开放资本账户管制、金融市场自由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韩国采取全方位“门户开放”措施,允许外国资本自由进出——包括银行业及商业领域。从1997年12月15日开始,将外资对韩国公司拥有股份的上限从26% 提升到50%,等等。
被迫“开放”,进行“自由化”改革后,韩国损失惨重。
至2004年 6月,“韩国”企业中,西方资本拥有三星电子58.1%的股份,现代汽车公司的55.3%,浦项制铁公司70.1%。金融领域的外资控制尤为显著。在危机次年,1998年,在韩国最大的八家城市银行中,西方资本拥有的份额仅为12%,短短6年后的2004年,已经急剧增长到64%。至2005年,外资的触角已延伸到韩国多家主要银行,外资控制了韩国第一银行100%的份额,国民银行的84%,韩亚金融的76%, 韩国外换银行的74%,新韩金融的63%……而这个趋势在此后数年里有增无减。
1997年后,对韩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也急剧增长,从1990年的8亿美元急剧增加到1999年的155亿美元。而这些“投资”的绝大多数,是用于吞并韩国战略性企业与金融资产,其中许多是通过资产剥离的方式廉价出售的,足以引发政府与法律部门进行犯罪调查,当然,这种调查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毫不夸张地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于西方公司来说,是一场规模难以想像的金融大宴,它们也如狼似虎一般地贪婪吞食、无情宰杀、猎捕一个又一个亚洲庞大的财富库。无论从何种角度看,这都是场史无前例的财富大掠夺,其难以想像的庞大规模,可从一些数字中窥见冰山一角。如:仅1998年前五个月,美国公司收购的亚洲企业数量,是它们此前一年全年收购总数的两倍。
欧洲也加入了分餐大宴,尤其是来自英国、德国、法国、荷兰等公司,近乎疯狂地对亚洲猎物进行屠宰。位于美国的证券数据公司 Securities Data将这场针对亚洲资产与财富的大掠夺兴奋地称为“历史性的时刻”。
五、绝不仅仅是金融战!
1997年西方金融战成功实施的前后始末到底是什么?
20世纪90年代中期,苏联及东欧共产党势力彻底瓦解崩溃,对于欧美“自由世界”战略大师们来说,要获取对世界的全方位主宰,还有两大潜在对手与路障——伊斯兰与华夏,必须不惜一切手段清除这两大路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