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还没等到光刻机,但是现在形势已经主动多了,我国的产业链日趋完善,很多芯片已经可以实现独立自主。
这也可以解释,为啥在贸易谈判中,我国总体上吃亏的。这也可以解释,为啥中兴要接受屈辱的条款,因为就是在为中国的产业链争取时间。
他提出了“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 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
他认为,面对复杂的形势,要做最坏的准备,同时努力争取较好的结果。既要应对突发性外部冲击和震动,又要做好应对危机结构性变化的长期准备。
具体一点,有两个场景必须预防:一是危机升温而产生的巨大外部震荡;二是危机迫使一些国家转嫁灾难而走向战争。虽然都是小概率事件,但必须防患于未然。
这个思想,对2020年的疫情引起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同样适用,要防止外部环境突然恶化,也要警惕某些国家和地区发动战争。
目前美国和印度,都是蠢蠢欲动。美国双航母编队正在南海;侦察机更是每天都会抵近侦察。
而世界其他范围,也有很多地区有走向战争的风险,比如乌克兰和俄罗斯,已经发生了零零星星的炮战(东乌克兰要公投加入俄罗斯)。土耳其也不是很安分。
重新评估了我国所处战略机遇期的内涵,敏锐把握住了全球化的微妙变化,实现了中国利益最大化,并兼顾了全球利益。
他认为从经济意义来说,在本次危机前(2008年金融危机),我国的战略机遇主要表现为海外市场扩张和国际资本流入,我国抓住机遇一举成为全球制造中心。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进入了总需求不足和去杠杆化的漫长过程,对我国来说也有新的战略机遇。
战略机遇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国内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巨大拉动作用;第二,在发达国家呈现出的技术并购机会和基础设施投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