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借力国际资源。同美国，通过印美贸易协定，争取市场准入、技术支持、知识产权支持，鼓励美跨国企业离华赴印。同日本，争取低成本长期资金支持、争取成套技术解决方案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和技术支持，并鼓励日跨国企业离华赴印。同澳大利亚，获得廉价的工业化基础资源支持，包括煤、铁、粮食、油气等。
三是加大产业政策扶植力度。印政府继续推行分阶段制造计划（PMP）及生产关联激励计划（PLI）。前者通过关税政策，利用跨国企业维护市场份额的保守心态，吸引企业沿着产业链，逐步向印转移。后者扶持各行业规模以上龙头企业进行技术攻关和市场攻坚，争取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印本土企业。
疫情初期摩拳擦掌、信心满满，而今又深受冲击、颓势难挡。莫迪政府想方设法取代中国、填补全球产业链空缺，恰恰揭示了印度严重依赖中国的事实。
相比仍深陷第二波疫情泥潭的印度，得益于有力的疫情控制，中国制造业早已恢复，经济重回正轨。据国家统计局官网消息，今年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1.0%，与上月相比变化不大，景气度继续高于2019年和2020年同期，制造业延续稳定扩张态势。
后疫情时代，全球制造业或将回流中国。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外资企业保持对华信心。中美经贸摩擦背景下，美国对华鹰派预测疫情将导致美国企业“成群结队”从中国转移。但就目前来看，除少数企业在东南亚国家建立二级和三级供应链，并未发生企业大规模转移出中国的情况。
日本对外贸易组织（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7.2%的日本企业表示或将迁出中国，低于2019年的9.2%。中国德国商会（Germ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2021年2月的报告称，96%的在华德国企业计划留在中国，72%的企业打算在中国增加投资。这是由于中国在先进基础设施、高技能劳动力、优渥的规章制度方面拥有其他国家市场无法比拟的优势。
第二，外商投资呈上升趋势。包括金斯顿科技、沃尔玛、特斯拉在内的多家企业都表示，会在未来几年内扩大在中国投资。
仅以制药业为例。
印度和中国是在全球制药业供应链中的两个关键国家。影响原料药成本因素主要有五个，即原材料、劳动力、基础设施、物流和融资。我国除了劳动力成本高于印度，其他四个方面相均有较大优势。总体来看，我国原料药较印度拥有15%-25%的成本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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