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体非常清楚,法律界限不能跨越,而一旦逾越了法律的界限,司法机关在执行法律的时候绝对不会手软。郑若麟说,在法国,类似的执法是非常严格的,对于违法者来讲所受的搜查是非常屈辱的。而在政治上,即使是有不同的意见,也不能肆意谩骂另一方,更不能公然煽动暴力。
而在美国,特朗普下台以后,其右翼支持者研发了一个名为Parler的社交媒体平台,该平台后来被各大应用商店以"暴力言论泛滥"和"用于策划和加剧后续非法与危险活动"为由联手封杀。
沈逸表示,这说明新闻传播在欧美是有立场的,这个立场的底线是国家利益,在中国香港的新闻传播也应该是有底线的,同样也是国家利益。但是在欧美掌握国际舆论话语权的大背景下,其他国家的新闻自由往往被其歪曲解读,尤其是在涉及中国问题时。
沈逸认为,欧美对新闻自由的理解,有以下两个特点:
首先,新闻自由或者不自由是由欧美的媒体和主流精英来判断的,依据的是他们的主观感觉,而不是遵循一个一般的标准。
其次,当新闻自由在涉及到中国问题或者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问题上时,新闻自由一直是作为外交政策的一个工具。其判定的标准往往是,当损害了中国国家安全时就是新闻自由,当保障了中国国家安全时就是在损害新闻自由。西方多年来的实践中体现的就是这一点。
沈逸认为,有件事必须说清楚,中国政府没有出钱去资助一家美国媒体宣传反对美国的内容,而导致这家媒体被关掉,但是美国政府有这样做。既然如此,中国政府也有权利依法调查这样的媒体。就如同美国天天拿航行自由说事,把航母开到南海晃来晃去,俄罗斯最近到夏威夷附近搞了一个演习,美国就受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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