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经过20年的接触、博弈、摩擦甚至低烈度的冲突与较量,美国不再把中国视为“伙伴”,也未将中国视为“敌人”,而是逐渐明确了中国是美国的“头号竞争对手”的战略定位。
对此,中国的外交决策者一直在努力。在2020年7月9日外交部部长王毅出席并罕见地发表了对美的系统性政策讲话,呼吁美国“拨乱反正、重回正轨”,建议两国“共同探索不同制度和文明和平共存之道”,重申“中国的对美政策没有变化,我们仍愿本着善意和诚意发展中美关系”,呼吁“走对话合作之路”,还创造性地提出“三份清单”(合作清单、对话清单、管控清单)。
在2021年2月22日举办的“蓝厅论坛”上,王毅对美国新任政府除了重申“相互尊重”“加强对话”“相向而行”等一贯主张之外,还铿锵有力地提出“相互尊重”的具体条件,即中国“无意挑战或取代美国,愿与美国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同样,美国应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民族尊严和发展权利”,要有“三个停止”,即“停止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制度的抹黑诋毁,停止纵容甚至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错误言行,停止在香港、新疆、西藏等中国内部事务上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
显然,外交决策者正在对新时代中美关系的战略定位进行思考。2021年3月7日,王毅在记者会中强调,中美之间在利益交融中出现竞争并不奇怪,关键是在公平公正基础上良性竞争,既提升自我,又照亮对方,而不是相互攻击、零和博弈。这又比过去进了一步,反映了当下中国的战略自信。
中国在对美关系上保持战略定力源自对中美两国情况及全球局势的客观分析与判断。中共中央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中国在与美博弈中既具有利条件,也面临诸多不利条件。
第一个有利条件是中国拥有前所未有的国民底气与实操经验。中国在应对美国意识形态攻击与人权问题指责时,完全有底气批判美国自身的社会缺陷与人权问题;中国在应对美国的贸易战时,不会像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那样完全妥协,而将更加精准地予以回击,同时不放弃进行任何谈判的可能性;中国在应对美国军事挑衅时,有实力采取反介入战略;中国在应对美国在香港、台湾、新疆、西藏问题上的挑衅时,将依法运用《反分裂国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予以反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是中国底气之基础。2020年,中国GDP已是美国的75%左右,对外货物贸易总量连续八年超过美国,工业生产总值是美国的1.8倍。中国对美贸易仅占中国全部贸易的11%,美国对中国而言仍然最重要,但相比过去,其重要性在下降。未来五年,中国在贸易、投资、旅游、留学等领域将向亚洲区域转移,美国的重要性会进一步下降。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人民在对美博弈中表现出空前的团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