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该理论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工业输出国在国际市场上不具备不可代替性。
日元升值的八十年代，日本制造业处于上不沾天下不落地的尴尬局面，即其高端制造业既无法彻底刷开对欧洲的差距，也达不到美国科技霸主的高度，而以电子制造业为主的中端产业链上有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的竞争，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低端产业链上又有中国和东南亚的竞争。
因此，日本制造在当时的国际市场上并不具备不可代替性，日元升值，购买国不愿意花费更多的美元买日本货，完全能找到其他替代生厂商。
比如不买日本汽车还有德系汽车能替代，不买日本电子产品还有韩国和台湾的产品替代。
而中国制造业现在所处的大环境是什么？
大部分国家还没有摆脱疫情影响，全球绝大部分工业需求仍然依赖以中国为首的东亚产能，我们拥有绝对的生产垄断优势。更关键的是，这种工业生产垄断优势很有可能是长期性的、持久性的！
原因很简单：资本有避险的天性，尤其是制造业，别说战争或社会危机，即便是一次大规模自然灾害而当地政府又没有强大的止损能力的话，企业就会伤筋动骨。2018年，贸易战爆发后，产业界讨论最多的就是供应链转移，规避风险，降低产品生产成本。
但大流行结束的后疫情时代，全球资本不得不考虑这么两个问题。
第一、新冠疫情究竟是不是美国的阴谋？如果是，那谁也不敢保证丧心病狂的美国人不会有下一次，而这就意味着全球非传统安全风险大幅度提高。
第二、在疫情大流行加深存量博弈的背景下，世界秩序空前崩坏、大国矛盾严重激化、地缘权力结构大范围重组、国际形势持续动荡、热点地区局势高度紧张，以种族冲突、社会混乱、领土纠纷、武装冲突甚至是军事战争为表现形式的传统安全风险也在大幅度提升。
为防止传统风险和非传统风险再次冲击世界经济，导致全球资本受损，他们必须要找到一个足够可靠的地方来规避风险。
显而易见，在新冠疫情这场人类第一次非传统世界大战中，治理水平极高，能快速遏制病毒，行政效率已通过纹理庞杂的基层机构深入到社会每一处毛细血孔的中国是资本最佳的避险港湾。
所以，后疫情时代，再无大规模产业转移，它仅存在于背靠中国的东南亚这一隅之间。而中国只要牢牢控制住对东南亚上游供应链的优势，那全球生产端的主动权依旧会掌握在我们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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