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昨天的文章《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迁徙》中提到,一直跟踪中国首富变动的胡润,有一个很敏锐的观察:
十几年前,中国大教育行业的首富是俞敏洪。当时英语能力被认为是全球化时代的人才核心竞争力。
五年前,学而思的张邦鑫取而代之。学而思就是满足中国家长让孩子进国内好学校的需求。
两年前,中公教育的李永新又超越所有人,成为首富。因为帮人找到铁饭碗的公务员培训又成了最热的赛道。
教育行业首富的不停轮换,恰好反映了中国经济变迁的逻辑。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所有人都渴望接轨国际,因为凡是能够与英语世界搭上关系,就能赚得盆满钵满。
在2008年后的三轮大放水下,我们堆出了全宇宙市值最高的房子,也把全社会的财富焦虑推向了顶峰,家长只能拼命鸡娃,把孩子送入高价辅导班,希望下一代能突破阶层固化。
而最近两年,中国的地缘政治形势推倒重来,我们时隔几十年后,又重新面临了一个极具张力和摩擦力的假想敌。国家力量能进一步彰显。我们从“资本”的时代滑向了“国家”的时代。
这一届年轻人也开始厌恶资本的力量,很多人希望能够进入体制,站在权力的大树下,避免被上流社会摁在地上摩擦。他们掏出大把钞票,把中公教育的李永新送上了最富有的顶峰。
几个月前,在年轻人云集的B站上,马云从“马爸爸”已经变成了“吸血鬼”,弹幕上满满都是“打倒资本家”、“你工人爷爷来了”。
3月份有一封《致阿里》的内部信流传开来,一位离职的员工直呼阿里是“没长大的巨婴”,一直在贩卖焦虑。
“后浪”们攻占留言区的画风开始突变。
年轻人们纷纷拿起了《毛选》,地铁上、公交上经常可见手捧毛选的年轻人。该部作品近5年来销量逐年增长,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借阅排行榜上更是排名第一。
当下的主要矛盾,似乎已变成了这一届首富的高高在上与这一届青年的前途迷茫之间的巨大落差。
湖畔大学的改名,香港首富的换人,会是这个时代的转折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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