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里面的门道美国人也都清楚,不改变外贸政策的背后还是出于对利益集团妥协的政治考量,而不是满足经济诉求。
毕竟发起贸易战,限制进口的好处高度集中在少数生产商那里,他们有强大的动力组织和支持限制政策。限制进口政策的成本则由大量客户分担,他们组织和反对限制进口政策的动力就要弱得多。
针对这种情况,著名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就指出:“保护主义措施给少数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却让为数众多的消费者每人都承受了很小的损失。”利益集团的集中就让实施进口关税成了相对容易实现的事情。
而且,进口限制政策一旦实施就很难取消。削减关税会给特定利益集团造成确定的损害,给其他人带来的收益却并不确定。面临巨大损失的人会为了反对政策变化而激烈斗争,远胜过潜在获利者为支持政策变化的投入程度。这就让国会议员难以投票下调关税。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欧文认为,“用反对票保护某个产业不受伤害,会比给10个产业提供帮助的赞成票更让选民铭记于心。”
美国的贸易战政策一经开启,越来越多的议员和政府都已经被政策绑架,难以脱离4年前设定的路径。
人口统计的变化还会以“冲击—反弹”的形式让政客更加努力地表演,以求让“选民铭记在心”。这种表演已经脱离了之前的政策。
比如,曾在罗斯福政府担任了12年国务卿的科德尔·赫尔说过:想要缓解全球政治紧张局势,需要“公平、友好和正常的贸易关系”。“多年灾难性的经历已经造成无法估量的巨大损失和破坏,这彻底证明了狭隘而盲目的极端经济孤立政策是不可信的。”
但遗憾的是,现在“狭隘而盲目的极端经济孤立政策”依旧在延续。
(责编:杜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