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这样的事实并不能缓解美国生产商在这个过程中所经历的痛苦。有些美国生产商借助全球化，利用他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广阔市场发展成了跨国公司，有些则受到外来冲击，这些公司及其员工已经习惯了国外无人竞争的环境，一旦外来者表现出竞争力，他们就无法适应新的形势。
高失业率和贸易逆差同时出现，会让一些美国人误将相关性认为是因果性，将失业归咎于外国出口。由于失业数据离人们的生活更近，所以贸易领域的关注点会脱离贸易结余情况或者外交政策目标，转而计算因贸易增加或损失的国内就业机会。
特朗普的崛起，就是抓住了这种相对衰落而激起的民粹主义情绪，将相对陷入衰退的中部变成了他的票仓。作为回馈，特朗普曾在就职演讲中说：“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我们以牺牲美国工业为代价，让外国工业赚得盆满钵满。”他承诺推行“美国优先”政策，与贸易伙伴达成“更理想的交易”。
特朗普试图通过贸易战达成他想要的交易，在僵持中他就离开了白宫。但是，特朗普主义依然在白宫盘踞，他的继任者并没有明显改变之前的政策。
出于国内政治目的，现任美国总统会支持限制进口的措施。因为，在政治考量中，普遍利益较大的一方，已经整合成为反自由贸易群体，因此总统不再倾向于贸易集团。
拜登政府还会延续政策的“冲击—反弹”模式，在全面审查对华贸易政策的同时，将动用“一切可用的工具”回应北京方面被指存在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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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因果不同于人口统计
人口统计数字庞大，但需要考虑的变量较少，相比之下，贸易政策制定需要的数据支持就复杂得多。由于国内就业与和进口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有些关于进口和就业的数据来自推演，因此从中得出的任何结论都可能是错误的或者至少是带有误导性的。
2020年1月21日，美国人口普查局工作人员在阿拉斯加的托克苏克贝工作，托克苏克贝是美国阿拉斯加白令海边一个小渔村，是美国历次人口普查的第一站。
近20年来，美国人的失业可能并非是由产业空心化导致的，制造业回流也不一定能带来大量就业岗位，因为生产扩张和就业增加之间的关联在减弱。由于生产率提高，以西部硅谷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无需大量雇佣新工人就能实现产出增加。即使是制造业本身，其扩张也由技术和资本密集来引领，而非传统的劳动密集。新技术和新设备比增加人力更有力地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所以，即使美国从政策上推动制造业回流，落脚点也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竞争力，而不是保障一些已经被淘汰了的低技术岗位的就业。有研究认为在2000年到2010年间，美国制造业流失的工作岗位中有87%是由生产率提高造成的，只有13%是由贸易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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