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在中美之间既追随美国,又不过分依赖美国,意识到中国崛起的趋势,既防范中国又不把路堵死,通过加强对华经贸人文合作,为未来的中日关系留后路,为当前美日关系添筹码。
在手段上,依靠美日同盟来应对中国军事挑战,构建多种经济伙伴关系以应对各种不确定因素包括美国变脸所带来的潜在威胁。
这种态势在日本执政党内部有着较为清晰的体现。作为日本国会第一大党——自民党,其执政地位相对稳固,内部存在着诸多派系和团体,大致分为鹰派和重商主义派。
前者支持修改“和平宪法”,增强自卫队在地区发挥更大作用,希望外交政策更加强硬有力,后者更注重商业利益和经济振兴(包括减债),还有一些人更希望在日本和平宪法框架内与中国接触并管理双边和地区事务。
安倍政府通常倾向于第一种立场,但善于调和各派别利益,通过利益交换实现内部稳定进而确保其长期稳定执政。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自民党的长期伙伴,以佛教信徒为主的公明党长期以来也主张与中国建立友谊,并且占据了日本内阁包括外务、经贸和工业部在内的重要部委。在安倍政府时期,重商主义派话语权相对较重。
故而,上台之初的安倍政府曾以修改“和平宪法”,加强美日同盟为主要政治口号,但从2017年开始逐渐指示其顾问和政治盟友就改善中日双边关系而游说其他派别。
在此背景下,中日之间紧张的政治局势得以缓解,多项多边经贸合作取得突破。
这并不是说中日之间关系缓和主要归功于安倍的态度转变,而是得益于中国市场强烈吸引力及日本在同中国经贸合作获得了巨大收益。
截至2019年底,日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约为1303亿美元,虽然少于日本在美国的投资额度,但与主要欧洲经济体不相上下。
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日本企业超过7750家,数量之多,超过了在东盟十个成员国的日本企业总和,也远高于在北美和欧洲的日企数量。
过去二十年,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一直是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
中国不仅是日本对外贸易的主要市场,每年还有大量游客,学生和工人赴日本旅游、求学和工作。
中国赴日人员占日本吸引外国人员总数的四分之一,贡献了超过40%的留学生。
商品、资本、人员的流动往来每年为日本创造了巨大经济收益。故而日本商界是中日缓和对抗,加强沟通合作的主要游说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