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磊：在特朗普时期，美国虽然与盟友关系产生裂隙，但仍试图说服盟友联合反华，比如，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要求盟国在5G和信息技术网络建设中排除中国供应商。如果说服未果，则采取胁迫手段。拜登政府利用盟国手段有所不同，策略上更强调与盟友的共同价值观，更多诉诸多边主义。其针对中国，联合盟友主要聚焦供应链和人权，且已有一些动作。
李峥：当前美方主要策略包括升级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以及在该机制下开展“2+2”对话等。
刘永涛：眼下美国主要着手在欧洲及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组建“反华联盟”，并采取了不同的动员手段。在欧洲，美国主要利用西方意识形态及价值观，通过无端指责中国人权状况，离间中欧之间的正常关系，形成所谓“民主联盟”以对抗中国。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则更多利用安全承诺、重组行业生产链、供应链及分配链的方式，形成所谓“利益联盟”以对抗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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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杂志：未来影响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刘永涛：首先要观察美国国内的变化。一方面，一些对华政策需要得到美国内民众的支持和认可，否则它将难以维持和实施下去；另一方面，美国内政治选举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对华关系的政治及社会氛围，加上两党外交哲学相去甚远，这些都使得美国对华政策缺乏相对稳定性和连贯性。
还有就是是否会突发重大国际事件。类似于“9·11”事件、美国次贷危机等所造成的复杂后果，足以使美国决策者重新思考和定义中美关系。
崔磊：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向是在中美实力差距不断缩小的基础上做出的。只要这一趋势没变，中美之间结构性的矛盾就很难消弭，中美竞争将成为美国对华外交主轴。
此外，中美在公共卫生、气候变化、核不扩散等全球治理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有巨大合作潜力，但不排除双方合作受挫，导致关系恶化的可能。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这本是两国开展公共卫生合作的契机，但美方领导人无端指责中方“散播病毒”“信息不透明”，使双边关系不进反退。美方在台湾、南海等问题上制造事端，给中美关系火上浇油。
王玮：另外要指出，美国对华外交还受到美国社会精英和普通大众两个群体不同对华认知的影响。糟糕的是，目前在美国，无论是精英阶层还是普通大众，对中国的认知都已受到极端派的极大蛊惑。如果美国内对华认知持续恶化，甚至演变为民族仇恨式的敌对思维，那么中美之间难免就会出现对立、对抗乃至对峙。美国应极力避免其国内政治主张变成民族主义诉求，防止再出现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甩锅”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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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杂志：中美关系该如何趋利避害？在官方和民间外交这两个层面，应分别注意哪些问题？
王玮：趋利避害可以说是任何理性行为体的自然选择。中美两国都会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处理两国关系。过去一段时间，中美关系严重恶化，就是因为美方认为对抗中国符合美国利益，能够促进放大美国利益。但事实证明，中美关系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美国没有从对抗中获得预期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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