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华政策上,国会和白宫之间有差别,它们是否能形成一致的对华政策,还需看双方的协商结果。在国会山,“击败中国”成为两党共识。眼下两党议员正马不停蹄地联手起草和推出一系列重大立法措施,旨在对华展开全面竞争、抗衡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这些立法行动旨在对白宫的对华政策制定构成压力和掣肘。
在白宫,本届政府已要求对现存对华政策开展全面评估。当前比较明确的是,为了使民主党赢得中期选举和阻止特朗普重返白宫,拜登政府将表现出更强硬的对华立场和态度。
崔磊:美国涉及对华政策的主要文件有三大类,一类是《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军事战略》以及各军种发布的战略等;一类是地区战略,如2018年制定、2021年提前解密的《印太战略框架》;还有一类是完全以中国为对象的,如美国防部《中国军事与安全态势发展报告》,国会“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与“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年度报告及专题报告等。
李峥:特别受到关注的相关文件,包括拜登政府的中期国家安全指南、拜登本人和国务卿布林肯的涉华演讲等。下一步,拜登政府将在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评估基础上重新设计策略,尤其是科技、经贸、人文等以往对抗较为激烈的领域。
王玮:拜登政府3月公布的《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15次提及中国。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的政策文件相对温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及中国但不只是针对中国;二是在坚持竞争的同时,也强调合作的必要性;三是把“重建美国社会”作为施政重点,少了一些“归罪于外”的政治操作。这给接下来中美找到双方利益汇聚点、在一些领域进行必要且有意义的合作留下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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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杂志:在对华方面,如何看待美国领导下联盟体系的新变化?
王玮:美国现在的联盟体系是在二战后发展形成的,它本身是对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权威体系的破坏。二战后初期,美国国内反共思潮盛行,麦卡锡主义绑架了美国决策者。于是,美国在反苏反共的政治基础上,建立了各种封闭的军事互助同盟。在整个冷战时期,这些军事集团的主要任务就是应对所谓“共产主义威胁”。冷战结束后,这些军事集团变成了美国意图改造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介。
当然,仅靠这个议题,并不足以说服其他国家维持这个庞大的联盟体系,并为此承担巨额开支。正因如此,美国大力渲染俄罗斯、中国及其他威胁,以此为由继续对其盟友和伙伴发号施令。不过,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并不一致,一种是坚决追随美国为表忠心而反华,另一种是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表态。对这些性质不同的美国“伙伴”,我们要区别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