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说明西方工业国家意识到自身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下降,为了巩固自身地位,转而进行更具体的博弈。这将是今后一段时期G7的重要方向。在此过程中,美国利用G7+模式,扩大“朋友圈”,打造所谓的价值观同盟,以此制造自己拥有志同道合的盟友体系、其他大国相对孤独的印象。
拜登自上台以来一直说,美国不仅要回到世界舞台,而且要做领导者。从这次外长会看,美国的基本目标是,在社会和经济问题叠加的危机状态下,试图以G7为核心来扩大所谓的“志同道合”价值联盟,以应对所谓的外部挑战。
分歧
不可否认,与特朗普时期比,拜登时期的首次G7外长会场面上要和谐很多。2018年特朗普公开拒绝在G7峰会联合声明上签字;2019年因为美欧围绕贸易、人权和中国问题的分歧,G7峰会闹出44年来首次没能达成声明的尴尬;去年3月的G7外长会,因为六国反对美国以攻击中国的方式命名新冠病毒,最后也未能达成联合声明。
不过舆论认为,这次虽然表面一团和气,但无论是在经济议题上,还是在对华、对俄关系上,G7内部都难以形成一致步调:日本一直反对韩国总统文在寅参加峰会;英国“脱欧”后与法德争吵不断;意大利向来举棋不定,一会儿配合美国,一会儿又疏远美国;美国坚决反对德俄“北溪—2号”项目,暗示将加大制裁力度……
在对中国的政策上,并非所有欧洲国家都与美国的立场一致,特别是德国。美国经济学教授哈伊里·图尔克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了美英企图借G7扩大反华阵营的目的难以实现。
为了更好地拉紧同盟缰绳,美国也在拿捏分寸。这从布林肯日前接受采访时强调无意遏制中国、中美不能用“冷战”来界定中可见一斑。美国一心想推进大国竞争的战略目标,但它也知道,盟国不乐意且做不到与中国完全对立。
从这次外长会期间的表态和会后声明看,一方面,美国试图拉拢更多国家附和其立场,对中俄制造更大压力;但另一方面,除一两个国家紧跟外,其他绝大多数国家已达到它们的最高接受度,美国想往更激烈的程度走,已经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