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现代西方又拼命诋毁和肢解政府,让其权力和独立压缩至最小,以小政府、残政府为美。三权分立和民众的直接选举都是意在如此。因此,以中国的标准看,西方的民主政府压根称其不上政府,西方实际上是无政府的。
西方市场经济提倡小政府,禁止政府干预经济,因为他们认为所有经济活动都是属于私人的、私权的,由私人通过市场交易自由地来完成。在西方经济学中也一度出现一个概念叫“公共品“,就是指那些为所有人提供服务的商品,认为公共品由政府来提供,其他商品则由市场化来提供。
但是要注意,这里的公共品也是经济利益的商品范畴,属于“利”,它没有中国文化中的义理的概念,中国传统文化中“义”是超越“利”的,是独立的。
现代人把 “义”理解成经济上分配的公平,这样就把“义”作为经济利益的附属品了。但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并不是这样的,它是本于人心、人性的,超越经济利益的,包括但远远不止经济公平。
《易·乾·文言》曰“义者,利之和也”,意思是包含义的利才是真正的利。义是独立存在,超越利的。孟子说“舍生取义”,意思为了捍卫义,我们宁可牺牲生命,这是无法用经济利益来衡量的。
但西方经济理论中的产权理论派、交易成本理论派认为,甚至公共品也是可以由私人来提供,不需要政府。上世纪80年代这一派开始流行,并且感染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一股私有化、鄙视政府之风在全球掀起,正是在这股大潮中,苏联解体,中国发生了那场风波,并出现甚嚣尘上的私有化之风。
所以西方是没有独立的政府,因为其没有公权,没有公私分开的理念和制度。更进一步,因为义理缺失、道德缺失。
中国的政府,自尧舜以来,就基于义利之辩、公私分开的理念,被设计成公权制的专业职业为人民提供义理服务的独立机构,维护社会的义理秩序,去“治国、平天下”,实现“天下太平”。
因此,在中国,基建不仅具备经济上的“公共品”属性,还具备“公权”属性和义理属性。发展基建还具备超越基建利益的道义、义理意义。
国资委将央企进行分类管理,将国有企业分为公共政策性、特定功能性和一般商业性企业三类。作为国有企业的移动运营商,是根据国家规划,而非市场利润原则,建设了世界上普及程度最高的网络基础设施。即便是偏远地区,也修建了大量基站,让所有地区的公民享受无差别的互联网接入服务。在偏远地区和农村也会建设基站覆盖网络,并且国家要求“提速降费“,使用网络基础服务要具有普惠价格,这些都是考虑公平的结果,而不是经济性的效果。
因此,中国的移动网络,就有“平天下”的含义。
相比之下的美国,网络通信基础设施运营商完全是私有化的企业集团,他们由于追逐利益,仅愿意在人口密度大,网络需求高的城市进行建设和运营,所以乡村基站覆盖面有限,而且由于成本收益问题,同等标准的网络性价比远远不如中国。
现在美国人平均一个月的话费是40美元左右,如果他们的基站数量翻一倍,那么羊毛出在羊身上,他们一个月要涨到80美元,大家肯定都不乐意。所以美国的三大运营商也很鸡贼,他们一方面充分考虑了美国人的承受能力,另外一方面,肯定优先选择人口聚集的大城市来建造基站,这样才能达到快速盈利的目的。
至于小村庄有没有信号,美国的资本家根本不关心。因为没有足够的4G基站,所以美国的移动支付没办法大规模展开。所以5G基站想要在美国大规模建设也会很难,美国勉勉强强建了10万座之后,选择了不公开基站数量,而中国目前已经直追百万,预计今年年底总共会有140万座5G基站,到时候我们的生活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而美国政府没法超越经济利益来考虑基建问题,包括规划和建设方面都没有这种推进实施的能力。
这个时候美国反而要学习中国的经济模式
中国的经济模式,是基于我们传统的文化的,是基于义理的。中国的经济根本上是一种义理化的经济,包括我们的基建建设理念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