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初，美国形成了完整的生物战作战战略。1952年6月11日，美军联合战略计划委员会在《关于生物战争政策和指令的陈述》中，特别强调美国应该利用生物武器，以秘密战争的方式，对敌方平民进行隐秘伤害：
“生物武器最有吸引力和最有效的方式可能是在秘密的军事行动方面。在敌人后方活动的特工人员或游击队，可以把少量的生物媒介准确地投放在能够产生最大效果的地方，这是一种极有杀伤力的方式。秘密使用的另一个好处是，以这种方式使用生物武器其结果很难与疾病的自然爆发相区别，因此可在正式军事行动之前使用，以削弱敌人实力。”
1971年，历史上从未爆发过非洲猪瘟的古巴，突然爆发了一次破坏力惊人的大规模非洲猪瘟疫情，古巴损失惨重。有传闻是中情局将病毒带进了古巴并进行散播。
1975年美国加入《生物及有毒公约》，在2015年美国已经销毁了所有成品武器，但是依然还保有毒株样本，并且保留有1997年前化武保有量的78％。
纽约律师迈克尔·卡洛尔调阅了大量绝密档案和已解密的政府文件，费时七年研究得出结论：“美国纽约一家绝密生化实验室，从1960年代到21世纪在美国本土先后莫名其妙出现的莱姆关节炎、变异口蹄疫、西尼罗河病毒等怪异的疾病都来源于该实验室。甲型H1N1流感病毒实际就是源于美国实验室的猪流感病毒。”
1946年至1948年，美国开展青霉素疗效的研究试验，需要大量的梅毒患者。于是，美国医生在危地马拉的监狱中挑选犯人，让染病的女人去传播梅毒、淋病，后来干脆用士兵、无关病人来做实验，最后美国医生甚至开始采用直接注射梅毒、淋病病毒的方式，让目标对象感染，最终直接导致83人死亡。
领导这项实验的医学专家约翰•卡特勒撰写的论文，一直没有公开发布。直到2005年，美国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学院医学史学家苏珊•里维尔比，发现了该论文，并揭露了这段历史。
资料显示，美国政府的一些高官知道这项实验，时任美国公共卫生局局长托马斯•帕伦曾说：“我们之前不能在这个国家开展这项实验，但现在可以了。”
领导危地马拉性病实验的约翰•卡特勒，曾参与塔斯基吉梅毒实验，这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医学实验。
1932至1972年，美国公共卫生局以免费治疗梅毒为名，将阿拉巴马州400名非洲裔男子当作实验对象，秘密研究梅毒对人体的危害。实验对象从未得到任何治疗。
美国公共卫生局对实验对象隐瞒真相长达40年，使大批受害人及亲属付出了健康乃至生命的代价，直到1972年媒体曝光后，实验才终止。美国政府对受害者予以赔偿，并于1997年正式道歉。
1956年和1957年，美军在萨凡纳和佛罗里达州埃文帕克的城市中进行了生物武器实验。生物武器研究人员释放了百万只感染病毒的蚊子到两个镇，目的是测试昆虫是否会传播黄热病和登革热。
当地有数百名居民感染了发烧、呼吸系统疾病、死胎、脑炎和伤寒等疾病。生物武器研究人员装作卫生工作者，向受害者拍照，并进行药物试验，该实验造成多人死亡。
4、末日病毒战争
自从1970年代，基因编辑技术诞生以来，人类就打开了控制物种自然演变的潘多拉魔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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