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此举并非是出于所谓的国际道义,而是担心德国胜利后,欧洲形成的德国霸权将直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战后,英国和德国力量严重削弱,法国有可能称霸欧洲大陆,为了维持欧洲均势体系,美国又协同英国采取了扶德抑法的绥靖政策。法国称霸欧洲的机遇丧失了,美国再次成了最大的赢家,同时,美国的政策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伏笔。
随着美国均势思维的战略实践获利,美国开始毫无是非底线、毫无正义公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面对这场全世界人民反对法西斯的艰苦战争,美国一开始再次选择所谓中立,坐观欧亚大陆战火横飞,从中大发战争横财。
1941年,面对苏德在欧洲大陆上的激烈厮杀,还是密苏里州参议员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就美国于苏德之间的政策选择在《纽约时报》上发文:“如果我们看到德国正在赢得这场战争,我们就应当支持俄国;当俄国赢得战争时,我们就应当帮助德国,用这样的方法我们就可以让他们尽可能地互相残杀”。
杜鲁门的思维观念绝非个例。1942年,日军偷袭美军珍珠港后,美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斯皮克曼并未立即就如何战胜日本法西斯进行研究,而是在他的新作《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中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将会发现,在远东按照国家力量大致相等的原则建立均势体系将比在欧洲困难得多,战后的主要问题将是中国而非日本,一个现代化的、充满活力的、具有四亿人口的军事化的中国,将不仅对日本,而且对整个西方都是威胁”。
为了确保美国在远东的均势体系得以维持,在这本书中,斯皮克曼不顾美国正在太平洋与日本的激战,指出:“要想现在和未来远东的均势得以维持,美国将不得不采取同样的政策保卫日本”。这或许是20世纪美国战略界“中国威胁论”的最早版本,此时美国政府还视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为其亲密的盟友。
可以想见,如果不是1942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直接损害了美国利益,迫使美国当局顺应民众呼声对日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与走向或许并非后来那样。
这样的战略历史使得美国认为公理道义、法理正义、国际舆论等都不是影响战略成败的决定因素,有时即使故作声势强调国际法则、舆论、价值观等,但真实意图无非是想打着国际法的旗帜去当世界的领导,维持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均势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前一天还能摒弃意识形态偏见与苏联并肩作战的美国一夜翻脸,开始了同苏联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对抗,因为强大的苏联不仅打破了欧亚大陆的均势,甚至打破了世界的均势,新中国一边倒向苏联的外交政策加深了美国的危机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