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对内:高消费低储蓄、贸易赤字成常态、产业空心化
一是居民低储蓄、高消费盛行,贸易赤字成常态。1980年以来,宽松的货币环境和金融创新下,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从60%快速升至68%,而居民储蓄率从11.4%降至7.5%,金融危机时一度降至3.6%。根据国民经济恒等式,Y=C+I+G+NX,Y-C=S=I+G+NX,低储蓄和高消费模式下,净出口NX必然持续为负,贸易赤字占GDP比重从0.68%扩大至2.7%。
二是落入“产业空心化”陷阱,收入差距拉大。伴随全球化程度加深,制造业产业链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美国产业空心化,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世纪50年代的25%大幅降至目前的11%,制造业就业人数比重则由30%降至8%,贫富差距分化,美国中下层阶级受损,民粹主义盛行。
三是巨额债务和财政赤字攀升。美联储以国债为锚发行美元,积累巨额财政赤字。截至2020年8月,美国债务总额超过26.5万亿美元,占2020年二季度GDP比重136.6%,政府赤字率迅速攀升,从2001年的1.9%增加到2019年的7.23%,财政状况不断恶化。
3.2对外:利用霸权地位发动制裁,输出通胀,世界买单
3.2.1显性手段:切断SWIFT系统,冻结资产,限制获取国际贷款
一是美国控制全球跨境支付系统,频繁实施金融制裁,冻结资产。CHIPS主导跨国美元交易清算,承担世界上95%以上的银行同业美元支付清算与90%以上的外汇交易清算。SWIFT是世界金融报文交换网络,该系统董事会成员均来自美国银行机构,美国政府可根据SWIFT报文追踪涉及美元的交易信息。如果金融机构被CHIPS切断支付通道就无法进行跨境美元业务,而一旦被SWIFT切断报文转换通道,所有外汇业务都将中断。2012年美国切断SWIFT与伊朗金融系统的报文转换通道,导致伊朗有银行无法与他国银行进行货币结算。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后,美财政部对7名俄罗斯高级官员实施资产冻结并拒发签证,并冻结17 家俄罗斯公司在美的资产。
二是美国利用对国际组织的表决权,限制他国融资渠道和融资条件。美国是IMF和世界银行的第一大股东,投票权分别达16.51%和15.85%,牢牢掌控对他国申请国际贷款的决定权。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韩国向IMF申请贷款,被迫接受附带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条件的协议。2020年3月IMF宣布将向低收入和新兴市场国家提供约500亿美元贷款,帮助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而后美国却针对性地阻止了IMF向伊朗发放5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
3.2.2隐性手段:征收国际铸币税,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危机
一是美元霸权征收铸币税,输出通胀使债务贬值。凭借外围国家对美元的储备需求,美国向全世界征收铸币税,低成本获取他国的产品和服务。美国支付美元获取他国经济资源,若他国将美元储备下来,美国获得国际铸币税收益,其代价是美国政府需要为他国持有美元储备而支付利息。据测算,美国在1970-1980年每年平均国际铸币税为85.25亿美元,2001-2010年高达6345.93亿美元。
二是利用利率汇率手段,引导美元贬值,稀释各国外汇储备。美元贬值使美债持有国资产价值缩水,美国把国内经济调整的负担转嫁给债权国。在历史上,美国在危机时刻会通过对外输出通胀、美元贬值的办法,来降低国外美元持有者的实际购买力,进而稀释美国的对外负债。1985年美国与英、法、日和西德签署《广场协议》,引导美元贬值,加强美国产品对外竞争力,1985-1995年美元指数下跌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