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丘吉尔对他的私人秘书约翰·科尔维尔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在对科尔维尔说苏联迟早会崩溃后,科尔维尔问什么时候会发生。丘吉尔回答说:“大概你75岁的时候吧。”他的预言几乎完全正确。科尔维尔1987年去世,享年72岁,两年后柏林墙就倒了。
艾森豪威尔在担任总统时采纳了丘吉尔的观点,把战略耐心作为外交政策的核心。传记作家威廉·希契科克(《艾森豪威尔时代》一书)认为,虽然艾森豪威尔不反对动用武力应对苏联的挑战,但他的外交政策重点是加强美国的联盟(并促进欧洲经济一体化),保持一个强大的美国经济(加大联邦政府在研发上的支出),加强外交接触(包括向苏联),削减过度的军事开支(8年内三次削减国防预算),在战争问题上选择耐心。他的盘算十分巧妙,专注于维持美国的制度和加强美国的经济,同时深化美国的联盟,减少战争的风险。
拜登拒绝排除使用武力
如果说这话听起来很耳熟,那是因为有人刚刚说过。
2020年,拜登在《外交》双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有关美国外交政策、涉及面颇广的文章中说过几乎同样的话:他承诺“加强民主国家的联盟”,增加对“研发”的投资,只有“在目标明确、切实可行,而且美国人民知情并同意的情况下”才会与对手发生对抗。
拜登的口头禅是艾森豪威尔那句话的新瓶旧酒:“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
在艾森豪威尔两届任期期满后,历史学家评价他是一个被动、置身事外的总统。艾森豪威尔没有发挥领导作用。
但在过去几十年里,学者们改变了这种观点,指出他有“隐形之手”的领导才能——尽管也有相当大的缺点。
艾森豪威尔派遣中情局官员在非洲、亚洲、拉美和中东破坏反美政府或中立政府的稳定;他们武装反共分子,支持右翼独裁者,在危地马拉和伊朗发动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