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支持者是这一不公平秩序的受害者,被称为“特朗普主义者”。他们中还包括海外市场的本土群体,只是大多数本土群体都未能清晰地意识到这种不公。
要揭露21世纪全球建制派势力并不容易。他们看起来非常成功、高贵、优雅、励志、正统,且富有涵养及令人羡慕;他们的事业看起来是全球先进技术、契约精神、自由市场及经济全球化的代表作。他们的行为看起来合理合法,合乎逻辑与道德。
在一个宪政民主国家,你很难找到可靠的证据证明建制派和华尔街如何勾结。他们是利用“合理规则”来构建不公平的优势。他们非常“巧妙”地利用了两大宪政漏洞:全球化秩序和信用货币及央行制度。当然,这两大漏洞也是他们设计的。
我们先看全球化秩序。这轮全球化秩序是全球建制派主导的,包括国际贸易秩序、金融秩序、人口迁移制度等等。因为全球化秩序超出了国家的宪政范畴,加上信息不对称和刻意制造的噪音,他们可以“合法地”制造不公平的全球化制度。
我所说的不公平,并不是国与国之间不公平,而是阶级不公平,即全球建制派势力与本土企业、工人、消费者、中产阶级及民众之间的不公平。所以,这是本土势力与国际规则制定者(不是真正的全球化势力)之间的斗争。
这种不公平主要有三点:
一是建制派利用国家制度限制人口流动,却帮助资本在海外市场建立行政垄断格局。
很多人误以为,本地工人和消费者的悲剧是全球化竞争的结果,是大势所趋。其实恰恰相反,这些悲剧是反全球化、反自由市场的结果。理解这一点,只需要掌握一个理论,那就是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也就是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理论。如果资本、人口、技术等要素是全球自由流通的,那么各国的要素价格会趋于均等化。虽然不可能价格完全一致,但也不可能维持长久的巨大差距。
现在的问题是,资本可以全球流通,但人口却被国家制度限制。例如,海外市场的汽车工人不能到美国就业,美国失业的汽车工人不能到海外就业。这就人为创造了投资洼地。理论上,国际投资大举进入,海外市场的工人工资也会上涨。
但是,汽车巨头、建制派与海外势力建立了行政垄断格局,其它资本无法进入。这样美国汽车整体搬迁到海外市场,本土企业和工人遭受致命打击。而海外市场的劳动者却持续低工资、低收入,消费者购买价高质次的汽车,本土企业难以成长。
他们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但并不维护世界贸易的公平性。关税保护、财政补贴、土地优惠、信贷优惠、金融准入门槛、资本流通限制、互联网限制、人口要素流动限制等等,这些不公平的规则为跨国公司、科技巨头、金融巨头创造了极佳的垄断环境。很多人误以为,这些贸易及准入壁垒引发了国与国之间的不公平,其实最大的不公平是全球范围内的阶级不公平。建制派和跨国公司坐拥垄断暴利,本土民众深受其害。
二是建制派长期维持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巨大差额,引发输入性资产价格膨胀,助推跨国公司、金融、富人的资产暴涨,削弱本土企业、工人及中产阶级的财富。
国际市场的长期垄断格局,导致巨额的贸易逆差或顺差,引发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严重失衡,扭曲了全球经济,也扭曲了本土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
海外市场在垄断的保护下长期贸易顺差,巨额外汇占款发行海量的货币,引发国内资产主要是房地产价格暴涨。海外市场的外汇通过购买美国的金融资产,推高美国的金融资产价格。这相当于膨胀了富人的财富,掠夺了中产的财富,同时还酝酿了巨大金融风险。